2014年4月16日，在劉漢等10人案的庭審中，法庭就被告人劉漢、劉小平和被告單位四川漢龍（集團）有限公司涉嫌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的事實進行法庭調查。應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經法庭許可，另案犯罪嫌疑人楊某、另案被告人劉維先后到庭接受調查。劉漢庭上情緒失控。

　　17日下午至昨日，劉漢等10人案庭審開展法庭辯論。

　　控辯雙方圍繞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是否成立、劉漢是否為涉黑組織的組織、領導者等展開辯論。對公訴意見中劉漢等人屬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認定，被告人劉漢及其辯護人在首輪辯護中極力否認。劉漢稱，起訴書中所涉及的具體案件都是個案，不能借此給他“戴上黑社會的帽子”。

　　公訴人認為，已通過組織特征、行為特征、經濟特征及非法控制特征充分認定，劉漢等被告人的行為構成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行，劉漢對該黑社會性質組織有絕對的領導和權威。

　　被告人和辯護人：很多骨干成員相互不認識，因而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不成立

　　公訴人：有充足證據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

　　被告人劉漢在自我辯護中說，“敢打敢沖”等有助于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規約，都是不存在的。“我可以自豪地說，在我原始積累的過程中，沒有一分錢不干凈，更沒有那些起訴書中說到的罪惡。”

　　劉漢辯稱，熊偉被害案等故意殺人案件，不排除同案被告人唐先兵他們為了公司的利益去做事，但這些都是個案，不能借此給他戴上“黑社會”的帽子。對“以商養黑”，他同樣予以否認，并表示從來沒有為其他人作案提供過任何資助。

　　其辯護人對劉漢的觀點進行解釋、補充和辯護。辯護人稱，是否認定一個組織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其組織特征方面應以是否具有穩定性、嚴密性為判斷標準。在此案中，很多骨干成員相互都不認識、組織領導者也不認識骨干成員，因而該組織不具有穩定性。

　　辯護人稱，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行的認定還要滿足犯罪構成要件，特別是滿足主觀要件，才能為其定罪。“對于組織成員來說，是不是明知黑社會性質的組織而加入，這是很重要的。缺乏這個條件，就達不到構成犯罪的標準。”

　　公訴人認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可以無名稱、可以不宣稱存在、可以沒有明顯性質轉變的時間節點、可以不履行手續、可以是主流社會不認可的組織形式。此外，各組織成員不可能均處于同一層級，因而各成員之間也可能不會認識。“在本案中，袁紹林、張東華、田先偉、孫長兵不認識或與劉維、劉漢等人不熟悉，也符合客觀實際，更加充分地證明了該組織管理嚴格、層級清楚、結構穩定，是一級管一級，上一層級安排的事由下一層級具體負責并實施。”

　　公訴人指出，根據有關司法解釋，在認定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成員時，并不要求其主觀上認為自己參加的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只要其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組織具有一定規模，且是以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為主要活動的，即可認定。

　　被告人和辯護人：劉漢是“被組織”，并非涉黑組織的組織、領導者

　　公訴人：劉漢對涉黑組織有絕對的領導和權威

　　劉漢在自行辯護時稱，“劉維的事與我毫無關系，他做過的事我不知道。”“我一生中沒摸過一把槍。”“沒有伙同他人犯過任何罪。”

　　辯護人認為，評價劉漢是否是涉黑組織領導者、組織者，必須首先區分劉漢和劉維的關系，劉漢和孫某某的關系。劉漢和劉維是親兄弟，劉漢和孫某某在漢龍集團“搭班子”，三者之間聯系緊密。劉漢作為一個企業家，在當地有影響力。如果黑惡組織存在的話，那么，該組織是以孫某某為首隱藏在漢龍集團的黑惡組織、和以劉維為首活動在廣漢市的黑惡組織，利用劉漢的名聲和影響力，在四川從事違法犯罪活動，而劉漢本人對此并不知情。因此，劉漢是被“被組織”，并非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

　　公訴人指出，該組織的成員曾建軍、桓立柱、王雷、仇德峰等多人均證實，“孫某某、劉維平時都聽劉漢的，劉漢就是他們的‘哥佬倌’。”“劉漢說話算數，他是我們這個圈子里所有人的老大。”“孫某某是漢龍公司在綿陽的總‘哥佬倌’，但他也只是劉漢的一個小弟，劉漢是漢龍的總‘哥佬倌’。”可見劉漢是該組織的絕對領導和權威。

　　同時，從該組織實施的具體個案看，劉漢只需一句指示，一個電話，孫某某、劉維等人就將其作為必須完成的命令，而不管執行這種命令可能會對社會甚至自身造成惡果。且該組織成員為組織利益“犯事”后，劉漢都會動用自己關系、經濟實力予以補償或獎勵，如提供窩藏地點，給與現金和豪車獎勵，犯罪后照常發放工資，疏通“關系”讓人無罪釋放等。

　　在這個黑社會性質組織中，劉漢、孫某某、劉維分工明確。劉漢負責搞好政府層面的關系，運用人脈為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提供保護；孫某某負責執行劉漢的指示及漢龍集團日常經營管理；劉維負責帶領一批打手為組織排擠對手，以黑護商。劉維之所以成為廣漢人心中最大的“哥佬倌”，正是因為有劉漢強大的人脈支持和資金幫助。同時，劉維所擁有的槍支、人員、資金，劉漢根據需要可隨時調用。

　　所以，劉漢對整個組織的發展壯大及協調、運轉發揮著最重要的作用，對組織成員有著絕對的控制力，在組織的多起違法犯罪活動中，指揮實施或事后提供支持，足以認定其是該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應當對全部組織犯罪承擔責任。

　　被告人和辯護人：另案犯罪嫌疑人孫某某指證劉漢指使殺人系孤證，法庭應不予采信

　　公訴人：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形成證據鏈，相互印證

　　在自行辯護中，在介紹孫某某和自己的關系時，劉漢表示，自1994年起，孫某某就跟隨他炒期貨，而后，成立漢龍公司。期間，因為孫某某有暴力傾向，喜歡犯事，他曾多次要求孫某某離開公司。“史扁”事件中，孫某某忠心耿耿的表現，讓他重新信任孫某某。2003年，公司經營出現困難，不少人選擇離開，他便安排孫某某擔任漢龍集團法人代表、公司董事長，和他一起管理集團，但兩人經營理念存在分歧。其辯護人也強調，劉漢把公司經營管理權交給孫某某，孫某某是自主行使管理權。在管理過程中，孫某某利用漢龍集團職務之便給違法犯罪的人經濟幫助，劉漢都不知情。

　　對于孫某某出庭指認自己指使其殺害王永成的事實，劉漢辯稱，“孫某某動不動就想殺人。我并不認識王永成，是孫某某撒謊。”其辯護人表示，在殺害王永成案件中，孫某某的證言系孤證，且孫某某和劉漢之間存在多重矛盾，孫某某的證言不能被法院采信。

　　公訴人認為，孫某某的證言并非孤證，他的證言和案件實施者繆軍、孫華君的證言相互印證，共同指認殺害王永成系劉漢指使。同時，按常規推理，劉漢作為孫某某的領導，對漢龍集團具有絕對的控制力。另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劉漢的前妻楊某出庭作證時交代，“小島村民鬧事的事情，孫某某向劉漢做了匯報”。可見，對組織相關事件，孫某某都會一一向劉漢匯報，那么，對殺害王永成這樣的大事，孫某某更會向劉漢匯報。這與孫某某庭審現場證言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