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4日，中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消息，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被組織調查。時隔半年，今年1月6日，中紀委監察部機關報《中國紀檢監察報》刊發文章，對倪發科案件進行剖析。在案件司法程序尚未終結前，由中紀委機關媒體披露具體案情的現象并不多見。

　　有分析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此舉原因是倪發科案極具代表性的“雅賄”現象突出，而中紀委在反腐格局中以此案作為警示，告誡官員勿存僥幸心態，以變種賄賂方式行貪腐實質。

　　據報道，在倪發科案件中，動輒幾十萬上百萬的玉器和書畫，成為一筆筆受賄的鐵證。除倪發科，被稱為“河北第一秘”的河北省國稅局原局長李真、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著名“裸官”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長周金伙、遼寧省原副省長慕綏新等大要案中，均存在“雅賄”。

　　“雅賄”案情剖析

　　“雅賄”，古已有之，明清最盛。據記載，明朝政府規定可以書畫折抵俸銀，遂衍生出以書畫賄賂的高潮。至清朝，經營書畫、玉器和古董等的北京琉璃廠幾乎成為賄賂“掮客”的集中地。

　　“玉石滿足了我對它現實價值的貪欲感和對收藏價值的期盼。好的玉石玉器資源稀缺，不可再生，物以稀為貴，給后代留些有價值、有文化藝術品位的優秀作品和財富，遠比留其他錢財更安全，也更有價值和意義?！蹦甙l科自我解剖時曾如是說。

　　倪發科所言最具官員接受“雅賄”的實質，即收藏品比直接收受錢款更加“安全”。

　　除玉石外，倪發科還先后收受了90余幅名人字畫。

　　在本報獨家報道的呼和浩特市鐵路局原副局長馬俊飛受賄案件中，其亦曾委托妻弟購買黃金制品，以轉移大量現金給自己帶來的精神壓力。

　　在慕綏新案件的受賄數額中，各種用玉石雕琢的龍、鳳、馬、麒麟等收藏品幾乎塞滿了其家中的一個屋子。

　　李真案宣判后，其受賄所得的收藏品及珍貴物品拍賣會曾經轟動全國。其涉案物品共分九大類，包括金銀制品74件、名人字畫65幅、翡翠玉雕48件、工藝制品95件。其中價格最高的物品之一是一個翡翠擺件，起拍價高達19萬元。

　　在文強案中，贓物展示會上展出了36件現代工藝品、9件文物和69幅字畫。

　　周金伙相比倪發科則更為“瘋狂”。據最高檢察院下屬的《方圓》雜志報道，福建一位壽山石收藏家曾透露，周金伙至其案發前近30年福州出土的壽山石名品，差不多有三分之一落入其手。該收藏家曾親眼見過周金伙收藏的四塊壽山石，每塊價值都在200萬元之上。

　　“雅賄”真的安全嗎？從倪發科的表現中可以找到答案。

　　據報道，倪發科收受大量價值不菲的玉石、字畫后，內心也曾彷徨、恐懼過。

　　早在2005年，安徽省委巡視組到六安市巡視時，聽聞風聲的倪發科便要求黃某某把他送的幾幅字畫先拿回去，兩年后，倪發科居然又把字畫要回。2012年7月，倪發科得知可能被調查，于是將部分玉石退還給了吉立昌，兩個月后以為調查停止了，不僅收回了之前退的玉石，而且“忍不住”又順手收了3塊大的玉石。

　　洗錢“貓膩”

　　“雅賄”盛行，不外乎以下幾種原因：比收受現金更加隱蔽；在物品價值鑒定環節上，因為專業性強，辦案機關處理起來更為復雜。

　　在種種原因中，像倪發科、周金伙、慕綏新這樣因為愛好而收受賄賂的案例并不在多數。大多數情況，是為了轉移視線、滿足貪欲，受賄者本人并不具備對收藏品的鑒別能力。

　　在李真案受賄物品拍賣會上，充斥著很多贗品。當時有專家鑒別后認為，李真收藏的徐悲鴻的《鷹圖》、黃胄的《驢》及劉墉的《十三行真跡》均為贗品。

　　文強案庭審中，爭議最大的一個焦點問題是曾被鑒定為價值高達364萬余元的張大千“青綠山水”畫。文強當庭否認該畫作為真品。后經國家文物局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對該畫的技術、質量鑒定后，結論為：該畫為一般仿品。

　　貪官收受的行賄物品中，假煙、假酒和假字畫不乏案例。但并不能將此種現象簡單歸結為貪官素質問題，因為贗品現象背后隱藏著很多的“貓膩”。

　　本報記者在北京多個經銷古玩、字畫的著名商區采訪時，部分經營者透露，名人字畫、古玩、玉石制品等收藏品實際上成為了洗錢的工具。

　　以贗品為工具的洗錢流程可分為兩個：

　　其一，首先將贗品通過不合法的鑒定渠道鑒定為真品后，送予受賄者。然后，行賄者再以受賄者名義將該贗品交給拍賣公司拍賣。行賄者指定一競買人，競買人舉牌高價競買。如此，受賄者以隱秘方式獲得錢款。

　　其二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玩術，即受賄者將歸其所有的贗品存放在某經銷商處，有行賄者意圖行賄時，受賄者或直接或間接地告知自己有收藏雅好，同時指定特定的經銷商。行賄者從該經銷商處高價買得贗品，經銷商獲得一定提成。行賄受賄過程即告終結。

　　除了贗品被作為洗錢工具外，真品亦有可能被作為同樣工具，其渠道亦有二：

　　其一，行賄者將真品、真跡放置特定經銷商處，以贗品價格銷售給受賄者；

　　其二，仍然借助拍賣會，進行圍標，即競買人均事前安插好。將真品、真跡以超低價格起拍，受賄者或其代理人經過象征性幾輪舉牌后，最終以絕對低廉的價格拿下該拍賣品。

　　一位曾經偵辦過此類案件的檢察人員告訴本報記者，上述“貓膩”給辦案過程平添了許多障礙。很多經銷商在售賣收藏品時是不會開具發票、收據等證明文件的，如此，一旦查獲貪官受賄物品為贗品時，無法證明其中的受賄環節，若按贗品定罪，則有輕縱之嫌。

　　上述檢察人員亦表示，隨著技偵和監控手段的提高，不少貪腐案件的突破性線索也是從拍賣公司或經銷商處獲得。（作者 張有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