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交通擁堵、地下水水位下沉、夏季限電等資源環境問題已經或正在威脅著中國城市發展的可持續性。

　　“中國經濟的增長，實際上付出了非常高的代價”，埃森哲大中華區主席李綱9月10日在大連向記者表示。

　　根據當日發布的《新資源經濟城市指數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大約80%的中國城市未能在經濟增長、資源環境可持續性和能力建設方面達到協調可持續發展。

　　《報告》系中國科學院虛擬經濟與數據科學研究中心與埃森哲歷時8個月聯合完成。共覆蓋73個樣本城市的研究，對不同類型和規模的中國城市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評估和分析，并提出“新資源經濟城市指數”理念，旨在試圖破解“經濟-資源-環境”這個三角困境。

　　據了解，新資源經濟，是指通過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制度創新，以低資源消耗、低環境負荷的方式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的新思路和新理念。

　　李綱表示：“我們的研究顯示，中等規模城市的發展應當比超級大都市更值得關注，因為它們將成為率先實現新資源經濟的主要力量。”

　　三角困境

　　從新資源經濟的視角來看，中國整體城市發展的和諧轉型不甚理想。具體而言，經濟發達城市的經濟績效與資源環境失衡嚴重，中等發達城市則表現出相對平衡發展的狀態。

　　《報告》指出，中國城市經濟發展極不均衡，普遍存在資源消耗過度和環境退化問題。

　　中國科學院虛擬經濟與數據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綠色經濟研究室主任石敏俊表示，中國經濟增長導致的資源損耗、環境污染和生態退化等資源環境成本高達GDP的13.5%，大大高于其他國家。

　　顯然，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高資源消耗、高環境負荷的粗放式發展模式，并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事實上，中國正在面臨一場資源利用和供應、環境可持續性以及經濟發展的三角困境，李綱表示。

　　根據經濟績效、資源環境可持續性以及發展能力3個維度(32項定量和定性指標加權綜合組成)的“新資源經濟城市指數”測評發現，72個樣本城市的指數得分平均值為58.28分。

　　其中前十名的城市為：深圳(76.54分)、蘇州(74.11分)、北京(73.19分)、廈門(72.82分)、上海(72.75分)、杭州(71.68分)、珠海(70.99分)、廣州(70.66分)、天津(69.66分)、大連(69.65分)。

　　“然而城市轉型能力并不因經濟水平而有較大差異，未來都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石敏俊表示。

　　“潛力發展型”城市或成主力軍

　　其中，人口約100萬至300萬、人均GDP五萬至七萬元的城市“是未來城鎮化的重點”，石敏俊指出。

　　這一類城市被定義為“潛力發展型”城市。其特點是大多地處中西部、位于《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重點開發區域，樣本中共有16個，其中包括汕頭、吉林、呼和浩特、南寧、宜昌等。

　　它們不僅經濟發展潛力大，而且歷史包袱較輕，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脫鉤”的基礎較好，石解釋。

　　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國際資源委員會定義，“脫鉤”指可持續發展的兩個維度。資源“脫鉤”，指降低單位經濟活動資源的使用量；影響“脫鉤”是指保持經濟產出的情況下，減少任何正在進行的經濟活動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而且，它們在規模上也較利于管理，人們在情感上對于它們也更有歸屬。” 埃森哲可持續發展全球總裁布魯諾·貝爾森(Bruno Berthon)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除了“潛力發展型”城市，按照“新資源經濟城市”概念，將73個樣本城市分為其他另外三種類型：“傳統模式型”、“經濟發達型”以及“協調發展型”。

　　其中，北京、天津兩個北方的超大城市與大部分環渤海及長三角城市共16個列入“經濟發達型”，即經濟發達，但環境質量十分堪憂。

　　“需反思高速擴張帶來的擁擠、霧霾、缺水、垃圾等‘大都市病”，石敏俊表示。

　　而在其他千萬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中，上海、廣州和深圳的經濟績效、環境質量和環境效率均保持較好，它們與其他中等規模的城市歸屬16個“協調發展型”城市之列。

　　除此之外，還有25個傳統模式型城市，包括鄭州、洛陽和邯鄲等城市。

　　《報告》指出，它們經濟發展依賴自然資源，產業結構偏向重工業，排放水平較高，經濟績效與環境效率均不理想，需極力避免“先發展、后治理”的粗放型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