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晚10點，朝陽區國美第一城附近，一名城管隊員帶領一隊協管例行巡查街邊大排檔。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攝
6月13日晚8點，朝陽路和青年路交叉口西側，一次聯合執法行動中，輔警與協管抬走商戶的燒烤用具。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攝
5月31日，陜西延安市發生“城管跳腳踩商戶頭部”事件。延安市城管局回應，跳踩商戶頭部者為臨時聘用人員。
眾多公開報道顯示，延安事件不是城管群體撞擊公眾視線的孤例。而“臨時工”這個名詞，也越來越多地成為很多事件的擔責者。
據北京市政協2011年撰寫的調研報告，北京市城管在編數量7000余人，外聘協管、保安約6500人。
市公安局近日稱，目前，本市文職輔警人數達2.9萬余名。
數以萬計的“臨時工”，是通過何種渠道進入城管協管、公安輔警崗位上的？他們從事什么樣的工作？受到怎樣的管理？
協管、輔警都沒有執法權，但到了真正的執法場合，執法權的界限就很容易模糊，導致協管很容易越界。
“延安城管‘臨時工’跳踩商販頭部”后的第四天，北京某區城管指揮中心，薛立被告知，“你們最近不能上街抄攤了”。
臨時雇傭軍
并不是所有城管隊都像薛立所在隊那么“低調”。
6月13日晚，朝陽路和青年路交叉口西側，20多張餐桌的露天排檔，從眉山烤全魚和大廚師兩家飯館門前延伸到非機動車道。餐桌上，燒烤箱里木炭火星迸射，20米外是一家加油站。
“抄攤的來了。”8點整，有人喊。
四五輛公安、城管、工商執法車在喊聲中剎車。戴防暴頭盔的輔警、全身黑衣的城管協管，10多人沖在最前面。城管、民警和工商執法人員拿著步話機指揮。
眾人沖到兩家飯館門前的大燒烤爐前，撥開烤串的店員，抬下燒烤爐扔到地上、澆水熄火。其他協管把大盆的田螺和生肉串往執法車上搬。
飯館老板哭叫著躺在滿是油污的地上，試圖阻撓執法，輔警和協管左右躲避，繼續搬店外的器皿。
胸前有編號的城管、民警和工商執法人員對商戶明示，這是聯合執法。
五六分鐘內，除食客坐著的桌子沒被抄走，兩家飯店門外的擺放物已被收繳，兩輛城管的皮卡車后斗滿滿當當。
在城管隊當了近3年協管員，只要一有城管的負面新聞，無論在北京還是外地，薛立都會低調幾天。
上述查抄場景，對薛立和李笑兩人都不陌生，很多時候，他們就是其中的一員。
薛立，北京某城管隊協管；李笑，北京南城一派出所輔警。
從某種程度上，兩人是同行——他們的工作都是輔助執法，身份都是“臨時工”。
臨時工在這個城市占有很大比例。北京市政協2011年的調研報告顯示，北京城管在編數量7000余人，外聘協管、保安約6500人。
媒體公開報道顯示，目前，北京目前有5萬余名民警，文職輔警人數達2.9萬余名。
“為什么臨時工的數量如此龐大？”干了5年輔警的李笑深有體會，“派出所警力不夠。”
他所在的派出所有40多個在編民警，刨除領導、內勤、社區民警，負責治安的民警只有七八人，“這七八人要負責4平方公里的治安犯罪打擊，人手、精力確實有限。”
一名警方人士證實，北京警方一直面臨警力不足的困難，需要輔警協助。
城管協管也一樣，朝陽區城管部門2010年的一份匯報材料顯示，城管須對多項城市環境專項整治，協管、保安的存在，緩解了他們人手長期不足的困境。
選拔與培訓
雖是“同行”，但薛立和李笑入行的途徑完全不一樣。
沒經過任何培訓，薛立入職了。
他與某保安公司簽勞動合同，保安公司為城管隊提供人員。這樣，薛立就成了城管大院的一名保安。
一家保安公司的隊長趙東明介紹流程：城管隊需要協管和保安，就會招標，保安公司去競標，中標后，城管和保安公司簽訂合同，保安公司負責派駐隊員，城管方面統一給保安公司支付工資，再由保安公司給每個保安發薪。“對于保安公司，這叫勞務派遣，說白了這是政府購買服務。”趙東明說。
薛立所在的城管大院里，有些人從保安公司來的，有的是通過關系進來的。
當初托老鄉找保安公司隊長求職時，老鄉囑咐薛立“別空手”。
薛立用兩條煙和一頓酒犒勞，隊長點頭了，“以后得聽指揮，有紀律。”
記者查詢多份公開的城管部門招聘保安的招標公告，上面沒有對受聘人員的工作內容、職責做任何說明。
相比薛立，李笑的入職較為嚴格。他最先進的是北京振遠護衛中心，一家“為要害單位、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提供安全守衛人員”的保安公司。
新入職隊員須接受一個月保安專業培訓；被選中且有意愿當輔警的保安，會再接受一個月的輔警培訓，“都由武警來訓練，要求掌握簡單的擒拿、消防常識。”
李笑跟保安公司簽了兩年合同，并進入派出所當輔警。
李笑所在的輔警隊基本不直接從社會上招人，輔警隊有權限到振遠護衛挑人，進輔警隊還要過道關，每名輔警的簡歷都經嚴格審閱，“身體、精神狀況正常，沒有過違法犯罪污點，政治表現過關。”管理李笑的警長說，招李笑的原因是他當過兵，“不容易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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