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全國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工作總結會”在杭州舉行。中國紅十字會公布，啟動兩年的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工作，全國完成器官捐獻207例，共捐獻大器官546個，挽救540余名垂危的生命。

　　中國每年有約150萬的病人需要器官移植，兩年546個捐獻器官顯然是杯水車薪。

　　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回答新京報記者提問時表示，希望在3-5年的時間內，器官捐獻體系能迅速建成，改變過去主要依靠死囚來獲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

　　隨著死囚器官逐年減少，器官捐獻體系尚未完全建立的今天，多名業內醫生認為，要建立面向公眾的捐獻體系，亟須機制和制度上的保障。

　　死囚捐獻的現實困境

　　據衛生部統計，中國每年約有150萬的人需要器官移植，但是每年僅1萬人能夠接受移植手術，器官缺乏是主要原因。

　　浙江省人體器官捐獻委員會副主任、省紅十字會專職副會長高翔說，美國器官移植的等待者和器官捐獻者之間的比例為5：1，英國為3：1，而我國高達150：1，差異懸殊。

　　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曾表示，我國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主要使用死囚器官作為尸體器官來源的國家。長期以來，超過90%的尸體器官源于死刑。

　　器官移植多來源于活體器官和尸體器官。截至2009年底，衛生部統計數據顯示，有超過65%器官移植的器官來源于死刑。

　　黃潔夫說，2007年，死刑納入最高院核準，“這幾年，每年死刑都是成倍下降。”

　　黃潔夫在其一篇論文中表示，如果繼續依靠死囚器官，而不努力地去建立公民自愿捐獻器官的移植體系，我國的器官移植發展就將面臨無源之水的困境。

　　“取消死囚器官捐獻這一承諾，代表了政府層面的決心。”黃潔夫同時表示，死囚器官的真菌感染率和細菌感染率很高，這也是導致我國器官移植長期存活率低于世界先進水平的主要原因。

　　其實，我國對死囚器官捐獻采取自愿原則。

　　1984年10月9日，兩高四部等聯合頒布實施《關于利用死刑罪犯尸體或尸體器官的暫行規定》明確，無人收殮或家屬拒絕收殮的、死刑罪犯自愿將尸體交醫療衛生單位利用的、經家屬同意利用的死刑罪犯尸體或尸體器官可供利用。

　　但國際社會卻對此存在擔憂。他們擔憂在被囚禁的環境下，死囚很難保證真正自愿選擇的自由。

　　潛在捐獻者群體龐大

　　紅十字會試點的器官捐獻系統，實施中也面臨現實困境。

　　來自南方某試點省份紅十字會器官捐獻專職人員小黃說，其中醫院、醫生的顧慮也很大。

　　有時候，家屬主動提出捐獻，但醫生堅決反對，多因害怕引起醫療糾紛；有時候，醫生也不知道捐獻渠道是什么。

　　小黃回憶，其中一個患者已腦死亡，沒有救活希望，只能依靠呼吸機維持。按照器官捐獻分類標準，需要家屬主動提出放棄治療，傷者經檢查也符合捐獻標準，才能捐獻。

　　“當時捐獻者父母主動找到醫生，提出捐獻孩子的器官。”小黃說，但醫院的書記堅決反對家屬放棄治療，他們害怕引起醫療糾紛。

　　這個案例多次協調，最終仍沒做成。

　　“臨走時家屬對我說，很辛苦你們跑了這么多趟。”小黃頗為感慨，如果社會能形成器官捐獻的大氛圍，醫生也就不會害怕了。

　　小黃所在的省份是衛生部人體器官捐獻的試點。2010年3月，受衛生部委托，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啟動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工作。截至2012年3月16日，人體器官捐獻試點范圍擴大至16個省(市、區)。

　　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主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郝林娜分析，從已經完成的捐獻案例分析，發現潛在捐獻者的渠道并不暢通。

　　郝林娜說，很多醫院和醫生不能正確按照衛生部印發的“中國心臟死亡器官捐獻分類標準”來判定死亡，還有很多醫院有顧慮，怕擔風險，不愿開展器官捐獻工作，不能及時準確發現潛在捐獻者并及時上報信息。

　　另外，專家認為，與發達國家相比，對器官捐獻的認識，在傳統文化和理念上有很多差異。比如說，在美國，大部分州采用領取駕照登記器官捐獻意愿制度，在歐洲一些國家也是這樣。但在我國，不少人覺得，領駕照時登記器官捐獻，是晦氣、不吉利的事。

　　浙江省紅十字會專職副會長高翔說，浙江20例成功捐獻中，10例捐獻者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占50%。

　　黃潔夫說，如果交通事故死亡者可以進入自愿捐獻渠道，“哪怕只有十分之一，就會遠遠超過目前的捐獻規模。”另外，重癥監護病房中的危重病人，也是被長期忽視的潛在捐獻者群體。

　　救助如何避免買賣器官嫌疑

　　為了發現潛在捐獻源，小黃和同事們開始“跑醫院”。

　　他們把捐獻宣傳材料送進醫院，把名片留在醫務科。“如果發現了潛在捐獻者，我們希望醫生問一問患者家屬，是否愿意捐器官，如果同意，可以把我們的聯系方式給他。”

　　“這絕對不是要醫生去勸捐。”小黃強調，醫生只需要告知家屬有這樣的捐獻渠道。如果家屬不同意，醫生不要再做任何說服工作，整個捐獻程序到此為止。

　　小黃擔心，他們的工作會被誤解有利益存在。

　　但現實情況是，在已捐獻器官的207例中，成功捐獻者90%家庭都涉及申請困難救助問題。

　　小黃發現，他所見證的器官捐獻者，多為貧困者和打工者，“富人很少”。

　　針對目前捐獻者人群構成，黃潔夫強調，這一捐獻人群分布不代表器官捐獻以后的規律，“器官捐獻是一個公平公正的事業，決不能出現權力尋租，變成窮人捐器官，富人救生命，這是我們堅決反對的。”

　　中國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說，就目前情況看，如何給予貧困捐獻者合理的人道救助，是繞不開的話題。

　　郝林娜說，無論是從人道精神出發，還是從倫理學角度分析，以及從國際通行規則來看，這樣的人道救助是應當的、必要的，與器官買賣截然不同。

　　但救助背后，又會引來是否存在器官買賣的爭論。

　　“一定要保證捐獻在前，救助在后。”器官捐獻系統一內部人士說，因為救助才捐獻，就可能被懷疑涉及器官買賣，所以捐獻與救助要分開。

　　他說，救助要依據家庭貧困狀況確定，而且不能與捐獻數量掛鉤，“不能是捐一個腎救助多少錢，捐一個肝救助多少錢。這一定要與器官買賣分開。”

　　目前，有的試點省市已經制定救助基金管理辦法，而全國也急需統一政策。在3月22日舉行的總結會上，一項重要議題是討論全國性的《人體器官捐獻基金管理辦法》。

　　機制和制度上的瓶頸

　　器官捐獻所遇諸多難題背后，凸顯機制與法律瓶頸。

　　其中，突出的問題是中國器官捐獻工作缺少專門管理機構，紅十字會在器官捐獻中的職責和地位缺少法律依據。

　　這一觀點在紅十字會內部已基本達成共識。

　　對于器官捐獻能否在全國推開，多名中國紅十字會負責人員一致認為，有待《器官移植條例》修訂，對紅十字會進行職責明確，并且紅十字總會獲批成立專門管理機構后，才能穩步推進。

　　根據《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試點方案》的要求，2010年9月，國家成立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工作委員會和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其中，“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設在紅十字總會。

　　但截至目前，國家層面還沒有專門的管理機構。

　　“器官捐獻只是紅十字會總會一個處的一項工作。”2010年9月，紅十字總會和衛生部共同向中編辦申請，推動成立國家層面的人體器官捐獻管理機構。

　　郝林娜透露，“目前，正在積極協調中。”

　　與新設機構相比，《器官移植條例》修訂已納入計劃。

　　3月22日，參與《器官移植條例》修訂的專家透露，修訂后，紅十字會在器官捐獻工作中將獲得合法名分。

　　2007年3月國務院通過的《器官移植條例》對不規范的移植加強了監管，為中國開展器官移植提供了法律依據。

　　在國務院2012年的立法計劃中，“鼓勵公民逝世后捐獻器官”等已被列入《器官移植條例》的修訂內容。

　　郝林娜透露，在《條例》修訂稿中，進一步明確紅十字會職責，即“各級紅十字會依法參與人體器官捐獻宣傳推動、報名登記、捐獻見證、器官分配、緬懷紀念、人道救助等工作”，還或將增加“國家鼓勵公民逝世后捐獻器官”等條款。

　　參與《條例》修訂工作的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申衛星透露，修訂后的《條例》，最快在年內即可實施。

　　讓郝林娜欣慰的是，在試點評估過程中，紅十字會在12個試點省份發放了1000份調查問卷，調查對象涉及18-60歲的各個階層人員。72.4%的受訪者填寫了身后愿意捐獻器官，只有6.8%明確表示不愿意捐獻器官。

　　“有這么高的器官捐獻支持率是出乎我們意料的。”郝林娜說，表示支持的器官捐獻人群中約70%是年輕人。在試點地區，累計登記的自愿捐獻者就有1.5萬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