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成榮（王年華）

　　“汪成榮當時在國家隊的教練水平還是很不錯的。按理說，這筆錢是打在個人賬戶上，就屬于汪成榮本人，只是這筆獎金數目太大，有人動了心思。別的會做的教練會跟上面意思意思，也就不會鬧成現在這樣復雜”

　　獎給自己的149.19萬元獎金，突然單位要從手中拿一半，汪成榮不服氣。

　　作為青海省體育工作一大隊(以下簡稱“體工一隊”)的教練，汪成榮于2005年被借調到中國殘奧管理中心擔任中長跑教練，在2008年北京殘奧會上，他帶領6名隊員獲得3金1銀的成績。

　　2011年10月，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以下簡稱“中殘聯”)下發給汪成榮獎金149.91萬元。兩個多月后，汪所在單位“體工一隊”因汪沒有上繳中殘聯的獎金，給予他“停職”的處理。

　　分20%還是50%

　　3月2日傍晚，汪成榮和妻子孫英杰對著電視節目又是苦笑又是嘲諷，言語中充滿了不服氣——電視畫面中，青海體工一隊隊長楊海寧對采訪的記者說：“體工一大隊2012年1月16日初步訂下了分配方案，待掌握獎金的真實數額后，按獎金額的50%給汪成榮，30%給遼寧、江蘇、云南的教練員及有關參與人員，10%給青海省殘聯有關參與人員，10%給大隊后勤、場地及科研人員。”

　　“哈哈，實在太讓人生氣了。”汪成榮嘲笑楊海寧面對記者采訪時的“官本位”姿態，而且，“他又變出一套說法”。

　　在汪看來，一切皆因一份文件而起。

　　中殘聯2011年12月22日所發《關于下發第13屆殘奧會中國體育代表團教練員獎金的函》對青海省體育局說明：你單位田徑項目教練員汪成榮的獎金已經打入個人賬號，共計149.91萬元，請你單位報主要領導閱知。

　　結果，從12月22日起，汪成榮先后4次被隊長楊海寧找去談話，內容被汪概括為：一、獎金數額到底有多少；二、你是組織派出去的，應該把獎金交給組織再分配，個人可得20%；三、你一分錢都不拿出來，一個人私吞心里得勁嗎？四、交不交？不交就開除公職。

　　汪成榮說：“為何獎金發下來，你們(體工一隊)才想起訂分配方案，而且并未與我商討。”而最初的分配方案是：上交全部獎金，由體工一隊進行再分配，分到汪成榮個人手中可能只有總獎金的20%。

　　對于20%為何后來在記者采訪時變成50%，楊海寧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20%那是(汪成榮)個人想法，他以為分到自己手中只有20%。”至于為什么獎金分配方案會比獎金到賬晚了將近一個月，楊海寧并未回答。而從屬于省體育局的體工一隊可以通過上級部門很容易知道獎金的具體數額及發放時間。

　　楊海寧還向本刊否認“威脅”過汪成榮，希望“兩會期間，大家都冷靜一下”，“尤其是汪成榮本人要冷靜”。這期間，汪成榮只有呆在家里等待答復——“憑什么停我職，停發工資與福利待遇？”

　　其實，“停職”處理的原因從4次談話中可以一環環總結出來——“該同志隱瞞情況，不執行大隊決定，不服從管理的行為。”

　　“這明明是中殘聯給我的個人獎勵。如果是讓單位分配，怎么會打到我的個人賬戶上呢？”而對于個人賬戶里的金額是否屬于隱私，汪成榮也特意向律師求證。

　　2004年出臺的《外派體育技術人員待遇和財務管理規定》第二章第六條規定：“外派人員隨聘方出訪比賽或訓練，聘方發給的零用金、獎金全部歸個人。”

　　為什么要動個人獎金

　　2005年8月，沒有全運會任務的汪成榮放假在家，接到青海省殘聯宣文部副部長吳彥儉的電話，對方想讓他去多巴訓練基地幫忙帶國家殘疾人長跑隊，集訓期為40天。這期間，吳彥儉一直負責中殘聯對國家隊后勤保障的對接工作。

　　2008年殘奧會時，汪成榮是國家中長跑隊的教練員，吳彥儉任領跑員。獲得好成績后，吳彥儉請汪成榮吃飯，開門見山地問：獎金發了沒有，錢別擱一個人腰包里，拿出來，咱倆一起再干點啥，淘金。

　　汪成榮留了個心眼，說獎金已經收到，只有90萬。吳彥儉對他說：我給你爭取130萬呢，有90萬已經挺不錯了。“他作為省殘聯的人，憑什么去中殘聯給我申請教練員獎金？”汪成榮反問。

　　按規定，作為為國家隊服務的“領跑員”，中殘聯也會給予相應獎金。最終，吳彥儉沒能從汪成榮這里分得一杯羹。隨后，汪成榮對體工一隊所說的獎金金額也是90萬，被定性為“不誠實、隱瞞情況”。

　　在《新京報》采訪楊海寧時，對方稱，獎金不會留給某個人，“方方面面都要考慮到，你以為這是一個人的事？多少人為你服務呢？原單位不派你出去，派個阿貓阿狗出去也一樣的。”

　　曾和汪成榮同為2008殘奧會國家隊教練的閆建華對本刊記者說：“在國家隊集訓期間，個別人曾不斷為難汪成榮。首先在集訓地的選擇上，北京的夏天過于炎熱，不適合大運動量的集訓，汪成榮堅持帶隊回多巴國家高原訓練基地，個別人一直不同意。”這些為難曾讓汪成榮一度打算走人，好在中國代表團田徑隊領隊楊祥運的勸說與調解，他才繼續帶領中長跑隊備戰殘奧會。

　　帶隊回多巴訓練又成了汪成榮必須分配個人獎金的由頭——在體工一隊“五五開”的獎金分配法中有條加注：隊員在多巴國家高原訓練基地訓練近兩百天，場地及科研人員提供了大量的服務工作。

　　經汪成榮證實，閆建華所說的“個別人”就是吳彥儉，“他直接質疑我的訓練方法。”而中國殘奧管理中心發函給青海省體育局和青海省殘聯，稱汪成榮“在任教期間兢兢業業、恪盡職守、科學訓練，成績突出”。汪的弟子張振說：“汪教練非常稱職，我們拿到的3金1銀，他功不可沒。我以為教練貢獻這么大，肯定有表彰升職什么的，沒想到反而要分他的獎金，真是出人意料。我在體育圈這么久了，反正沒聽過這樣的事。”

　　楊祥運對本刊記者說：“汪成榮當時在國家隊的教練水平還是很不錯的。按理說，這筆錢是打在個人賬戶上，就屬于汪成榮本人，只是這筆獎金數目太大，有人動了心思。別的會做的教練會跟上面意思意思，也就不會鬧成現在這樣復雜。”

　　“體工隊”的角色

　　1951年10月，賀龍、鄧小平力排眾議，支持成立了西南體工隊，這是新中國第一支專業體工隊。在體工大隊有兩種隊員，一類是領工資有編制的正式隊員，而另一類是掏錢的非正式隊員。

　　由于缺少明確的政策條文規定，體工隊內的運動員、教練員與體工隊之間的關系也很難以普通單位和員工之間的勞動法關系定義。甚至連健全的職業運動員與體工隊之間也很少簽訂完善的勞動合同。有的運動員還得向所在的省體工隊簽下“賣身契”，同意僅代表該省體工隊參加比賽。

　　沒有法律和政策依據的保障，運動員、教練員和體工隊之間，或者運動員與教練團隊之間的關系，有時就成了一種隨心所欲的“人治”關系。

　　在國家隊集訓期間，汪成榮借假日回青海，發現自己的工資少了。之后被告知他在國家隊期間工資按70%發放，沒有任何書面文件。

　　“我1992年進入大隊，至今已有20年，在這20年中，大隊領導班子換了5屆，楊海寧之前的4位隊長任職時從來沒有出現過教練上繳獎金的事情。再說，我是2005年被借調到中殘聯，當時楊海寧在哪里呢？”汪成榮認為自己被停職停薪幾個月，這種行政處分，體工一隊涉嫌濫用職權。

　　1994年，著名的“馬家軍”曾發生過運動員不滿教練員分配收入而離隊的事情；后來，汪成榮的妻子、女子中長跑名將孫英杰和同門師姐艾冬梅等一起以教練王德顯“侵占財產”向北京海淀區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著名跳水教練于芬甚至把舉報信寄到了中紀委，檢舉國家跳水隊領隊周繼紅私吞獎金……多年來，教練與運動員之間、運動隊與運動員之間的獎金糾紛屢見不鮮，內部缺少清晰的利益分配制度和監管機制是造成利益糾紛難以調解的重要原因。

　　青海省政府參事、青海省社科院研究員冀康平認為：過去若干年，我們實行的是個人絕對服從于集體的通行準則。這次的“獎金風波”折射出的是國家這一大集體、體工一隊這個小集體以及教練汪成榮個人3個層面的利益關系。

　　而青海體工一隊在一份官方說明中寫道：我大隊現有待分配運動員120多名，曾取得全國前六名以上30多名運動員，其中有6人是全國冠軍，汪成榮能夠留隊作一個國家正式工作人員，既是他的努力結果，也是大隊對他工作的肯定——這說明，在體工一隊看來，汪成榮能有今天的名氣，得到去國家隊執教的機會，最終獲得高額獎金，是要感謝大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