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一些令人發指的虐童事件闖入公眾視野。保護孩子，我們究竟該做些什么？近日，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聲音周刊》：連續被曝光的幾起虐童事件著實讓很多父母的心被刺痛。我們該如何更好地保護孩子？

　　佟麗華：我先說一組數據，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國際組織統計，全球每天有1.6萬名兒童死亡，其中每5分鐘就有一名兒童死于暴力；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在兒童時期遭受過身體虐待。201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就明確提出：2030年，消除針對兒童的一切形式的暴力。針對兒童的暴力是一個全球性挑戰，而對于一個國家和政府來說，要達到這樣的目標，首先就是要不斷地完善立法并保證法律有效地實施。

　　我相信絕大多數學校和幼兒園是好的，絕大多數孩子還是在健康成長，但是認為這就是極端的個例，不值得大驚小怪的觀點是很可怕的。如果我們持這種觀點的話，就無法預防類似悲劇的發生。

　　《聲音周刊》：在2012年，浙江溫嶺有個幼兒園的老師提著學生的耳朵，這張照片在網上發出來以后，很多人就在呼吁增加“虐童罪”。這一次大家又在呼吁增設“虐童罪”。對此您持什么觀點？

　　佟麗華：我國刑法修正案（九）明確規定：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殘疾人等負有監護、看護職責的人，虐待被監護、看護的人，情節惡劣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這是法律對“虐童”這一犯罪行為的認定，第一次突破了家庭成員，把實施虐待的主體范圍擴大到了幼兒園、學校老師、保姆等負有監護未成年人職責的人和單位。

　　《聲音周刊》：既然從立法上已經解決了人們關注的對虐童行為的刑事責任追究問題，為什么當有虐童案件發生后，人們還在呼吁“虐童罪”？

　　佟麗華：這說明對虐童行為的法律責任的追究方面還不完善。刑法修正案（九）已經解決了所謂虐童犯罪的刑事責任追究問題，但在案件發生以后，社會還在呼吁增設這一罪名，就突顯了我們對虐童行為的相關執法層面存在問題。

　　由于取證困難、施暴者侵害孩子的手段或危害結果比較輕微等原因，往往負有監護未成年人職責的人和涉事單位，最終都因不夠刑事追責的條件而僥幸逃脫了法律責任。由此可見，司法對兒童的保護還沒有做到防微杜漸。

　　其實，不是一發生虐童就該追究刑事責任，刑法所規定的是社會危害達到嚴重程度的情形，法律責任追究分為行政處分、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還有一部重要的法律被人們忽視了，就是治安管理處罰法。法律明確提出，毆打、傷害殘疾人、孕婦、不滿14周歲的人或者60周歲以上的人的，處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毆打其他人的，拘留5日到10日。別看多這5天，這就是一個特殊保護。

　　《聲音周刊》：最高檢最近表態，要求各級檢察機關依法嚴厲懲治侵害幼兒園兒童犯罪，預防和減少此類案件發生。對此您有什么建議？

　　佟麗華：檢察機關這樣的表態要給予充分肯定，非常及時。憲法賦予了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職責。我認為，預防虐童事件發生，教育行政機關要發揮日常監管職責，把問題最大限度地遏制在萌芽狀態。如果虐童行為達到某種嚴重程度，構成違法，公安機關要嚴格執法，追究違法責任，這個過程中就需要檢察機關發揮法律監督職能了。

　　《聲音周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12月4日發布報告，呼吁民眾、政府及社會多方著手消除針對兒童的暴力。對此，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會做哪些工作？

　　佟麗華：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參加了這項計劃，我們希望在中國推動消除針對兒童的暴力。消除針對兒童的暴力，確實需要社會各方共同努力，比如，需要國家立法，需要司法機關和政府認真執法，需要媒體的關注。但是，更需要廣泛的社會倡導。沒有廣泛的成年人社會觀念的改變，消除針對兒童的暴力是有困難的。

　　我們目前從三個方面關注針對兒童的暴力：發生在家庭的、學校的和針對兒童的性侵。這需要整個社會觀念的改變。比如，發生在家庭的針對兒童的暴力，有的父母看到孩子在學校被同學打了非常憤怒，但是他們在家里也打孩子。所以，消除針對兒童的暴力，需要所有成年人觀念的改變，從某種角度看，這是一場社會文明運動，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為了讓孩子生活得更幸福，讓社會更和諧。

　　針對兒童的暴力，是成年人以強凌弱的表現。所以要消除這樣的暴力行為，就要摒棄以強凌弱的行為模式，構建和諧友愛的社會關系。這就需要有更多的人先教化自己，需要整個社會行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