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成都舉行。各國財長行長齊聚一堂，就經濟增長、英國脫歐、各國貨幣政策、財稅制度改革、企業債務風險等時下熱門宏觀經濟議題進行討論。“龍門陣”上，到底傳遞出什么信號？

　　信號一：房地產稅制改革要義無反顧地去做 

　　“只要是真正的收入再分配，就會受到真正的阻礙。這是一個難題，下一步也是我們的任務，我們要義無反顧地去做”，財政部部長樓繼偉關于房地產稅的一番表態引起了各方關注。

　　樓繼偉明確表示，應該改革房地產稅制，但遺憾的是目前還沒有推出正式方案，主要是受制于信息征集能力弱以及利益調整阻礙，因而房產稅是最難達成共識的稅制改革項目。

　　“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是十八屆三中全會60項改革任務中的一項，相比之前“穩步推進”、“適時推進”表態看，新一屆政府改革的決心更大。

　　但正如樓繼偉所言，“受制于信息征集能力弱以及利益調整阻礙”，房地產稅的推進一直在困難中前行。有媒體報道，目前對自然人征收房地產稅所需的信息收集工作正在加快，國土部力推的不動產統一登記客觀上有利于摸清房地產家底，為房地產稅的出臺奠定更為扎實的基礎。國家稅務總局今年在全國所有省份推行的金稅三期工程，對自然人進行全員建檔，包含個人房產信息，也在為房地產稅改革鋪路。

　　信號二：人民幣匯率對一籃子貨幣保持基本穩定 

　　今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已貶值超過3%。英國脫歐公投之后，全球金融市場動蕩，使得人民幣貶值壓力加大。近日，人民幣匯率更是圍繞著6.7“鏖戰不已”，各國對人民幣匯率走勢十分關切。

　　在G20成都會議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速處于合理區間，中國將繼續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周小川表示，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適應期后，市場參與者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理解已更為深入。目前，人民幣匯率對一籃子貨幣保持基本穩定，市場信心進一步穩固。未來，中國將繼續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斷提高政策規則性和透明度，加強與市場溝通。

　　25日來自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最新數據顯示，24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6860，較前一交易日下跌191個基點。

　　信號三：不得輕言干預企業債務風險 

　　今年以來，中國鋼鐵煤炭等行業的債務違約案例不斷增多，其中不乏央企，公共財政將對化解國有企業風險發揮什么作用？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結束后新聞發布會上，樓繼偉用英文回應稱：“Help but not bailout”(援助但不兜底)。

　　樓繼偉坦誠，目前有些企業債務率較高，但并沒有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他同時表示，當系統性或區域性債務風險即將對經濟造成巨大損失時，公共財政不得不介入。

　　樓繼偉特別強調，當公共財政進入挽救企業時，需要評估這些措施對于納稅人的損失有多大，不得輕言公共財政干預債務，但同時政府也不能不作為。

　　“這時候就需要宏觀審慎的監管”，樓繼偉稱，尤其是對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因為當他們發生災難性風險時事實上就“綁架”了政府，為了經濟安全政府不得不為它們“埋單”。

　　信號四：中國將對數字經濟征稅 

　　目前共享經濟、電子商務等新經濟正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新業態帶來生活便利和增長新動能的同時，數字經濟中的溢出問題也受到關注。

　　樓繼偉以剛剛開始征稅的跨境電子商務為例，跨境電商在此之前適用較低的稅率，從境外進口的貨物收取的稅比境內要低，這樣會打擊國內研發制造。他指出，稅制首先要體現公平性原則，跨境電子商務征稅對國內制造商是保護和公平性的體現。

　　他同時指出，大家一談到創新就是需要減稅，但適當收稅并不是不鼓勵創新。“鼓勵創新，首先是公平。”樓繼偉強調。

　　樓繼偉表示，對數字經濟征稅同時存在難度。因為他們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和既得利益。同時征稅要解決技術上的難題，“首先要實現監管，監管上去，稅收才能上去”。

　　信號五：中國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近日，IMF將今明兩年的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分別下調至3.1%和3.5%，面對全球性經濟下行壓力，各國顯示出了信心。

　　會議指出，G20正在采取行動增強信心和促進增長，重申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

　　樓繼偉表示：“各國的具體措施由各國的經濟狀況決定，中國的主要矛盾在供給側，所以要推進供給側改革；美國的主要矛盾出在需求端，所以更多考慮需求層面。而從全球來看，不管從供給側發力還是需求側發力，穩增長都是共識。”

　　樓繼偉指出，采取財政、貨幣和結構性改革等一切政策工具來提升GDP、推動包容性增長是G20成員的共識。共識還包括積極推進結構性改革，尤其是提升結構性改革指標體系中的勞動生產率。

　　樓繼偉解釋：“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各國的勞動生產率都在下降，改革的結果就是要提升勞動生產率。當前全球經濟復蘇乏力，不確定性增大，使得大家更容易形成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