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操大辦婚喪喜慶問題“穩居”第三

　　5月26日，中紀委發布的違反中央八項規定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年4月底，違反八項規定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1979人，其中因大操大辦婚喪喜慶受處分官員達1300人，占10.9%。這其中包括2名省部級、74名地廳級干部。

　　記者梳理中紀委通報的數據發現，去年9月至今，在違反八項規定的案件類型中，“大操大辦婚喪喜慶”“案發率”穩居第三。截至去年9月底，“大操大辦婚喪喜慶”688起，僅次于“違規配備使用公車”（4851起）、“公款大吃大喝”（820起）。而截至今年4月底，“大操大辦婚喪喜慶”2006起，仍然位居第三，僅次于“違反工作紀律”（12514起）、“違規配備使用公車”（8182起）。

　　從單月來看，今年4月，全國查處“大操大辦婚喪喜慶”173起，這一數據與此前各月基本持平。如去年9月，發現該問題172起。案發數量未出現明顯下降趨勢。

　　與此相對比，“公款大吃大喝”則降幅明顯，今年前4月的平均“發案量”比去年后4月下降了約50%。

　　盤點

　　為何治理“婚喪喜慶”不如“大吃大喝”立竿見影，效果明顯？對于干部的婚喪嫁娶，各地立了哪些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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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金最高300元 擺酒最多60桌

　　自八項規定實施以來，從中央到各地出臺的領導干部婚喪嫁娶禁令，達數百個。如本月27日，湖北省紀委發文明令：操辦婚喪喜慶，先報告；除了婚事、喪事，禁辦生日宴、喬遷宴、升學宴、滿月宴、出國宴等；一事一天一地，禁止長時間、分批次、多地點“化整為零”。

　　上述3方面規定是各地的共同要求。數百個官員婚喪嫁娶禁令，均要求“報告制”。

　　此外，一些地區還有特色做法。如“限桌令”，湖南、石家莊、貴陽以及山西呂梁、廣西河池、甘肅隴南、陜西府谷等30余地，都明令限制擺酒的桌數。但允許擺多少桌酒，各地并不同。

　　湖南要求，干部紅白喜事，人數禁超300人(30桌)。云南普洱市思茅區則“不得超過60桌”。其他地區多在20桌上下。山西呂梁還限定了每桌的標準，含煙酒在內禁超1000元。

　　同時還有“限禮金令”，近10個地區限定了禮金數額。陜西府谷規定禮金禁超300元；山西呂梁、甘肅隴南規定禮金上限200元；廣西河池上限為100元。

　　四川平原則“封殺”了禮金，事先上報時須承諾：不收受禮金、禮品。湖南也規定，不準收受任何單位和親戚以外人員的禮金及貴重禮品。

　　此外，還有“限客令”。各地都要求，官員婚喪嫁娶不得邀請管理和服務對象。20余個地區還規定，禁邀請“同事”。石家莊規定，黨員領導干部嚴禁邀請同事、部屬等利益相關人員參加。山東聊城還細化了親屬的范圍：直系親屬、三代以內旁系親屬及近姻親。

　　一些地區雖然允許同事到場，但對到場行為做出限制。新疆阿勒泰規定，同事、同學及好友可以到場幫忙，但禁止隨禮。湖北也規定，不得參與親戚之外的婚慶迎賓、敬酒等活動。

　　在數百個禁令中，最具個性化的是貴州息烽縣。該縣明確，黨員、國家工作人員結婚辦酒限于初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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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省份要求干部帶頭殯葬改革

　　去年12月，中辦、國辦發布《關于黨員干部帶頭推動殯葬改革的意見》，提出黨員干部去世一般不開追悼會；禁大操大辦喪事；不得超標準建墓立碑、不留墳頭等。

　　此后，吉林、江西、廣西、貴州、海南、內蒙古、湖北、福建、甘肅、寧夏、安徽、山東、北京等13個省份，出臺黨員干部帶頭推動殯葬改革方案。13地均要求“不得超標準建墓立碑”、“不留墳頭”等規定。

　　但對墓穴規模做出限制的僅有北京，“嚴禁修建大墓、豪華墓，安葬單人或雙人骨灰的墓穴占地面積不得超過1平方米”。

　　事實上，墓穴規模正是殯葬改革的主要問題。近年來，各地屢次發生領導干部建“大戶型墓”、“豪華墓”案例。

　　去年9月，廣東翁源縣糧食局黨員干部陳某就在當地建了占地約1畝的大型豪華墓地，用挖掘機開挖了20天。

　　此外，各地都強調節約簡樸辦喪事。但對如何節約做出規定的只有山東，“可采用發放生平介紹、佩戴黑紗白花、播放哀樂等方式哀悼逝者”。

　　山東還限定了生平撰寫程序：廳局級由所在單位黨組織負責撰寫；副省級由省委組織部審核，可在《大眾日報》刊登逝世消息和簡要生平，廣播、電視不作報道。

　　各地都言明，除國家法規另有規定，遺體必須實行火葬。山東、江西、內蒙古還將是否火葬與喪葬費掛鉤。如江西、內蒙古規定，憑火化證明領取喪葬費，不實行火葬，不享受喪葬費待遇。

　　如豐都規定，領導干部如將骨灰裝棺再葬、建大墓或豪華墓，就失去了領取喪葬費、一次性撫恤金的資格。

　　觀點

　　婚喪嫁娶禁令 紀檢等應加強監管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竹立家等受訪專家認為，中紀委通報的數據和案例表明，違反婚喪嫁娶禁令的官員以鄉鎮級居多，約達80%以上，這與農村有大辦紅白喜事的風俗有關。雖然治理“大操大辦婚喪喜慶”的效果不如治理“公款大吃大喝”明顯，但必須看到，借此斂財的風氣明顯好轉，“一些領導干部特別是基層領導干部，不良習俗根深蒂固，所以這是場持久戰”。

　　許耀桐表示，“出臺制度只是一個方面，‘限桌令’、‘限客令’是否具備可操作性，關鍵在于紀檢等部門如何監管”。

　　許耀桐認為，一些地區已形成了“報告-公示-曝光”機制，值得借鑒：擺酒前先報告；然后公示準備辦多少桌、準備請哪些人；最后通過明察暗訪和舉報把關，及時曝光、處罰違禁官員。

　　（記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