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漢一名老板派彭勇駕車送6位農民工返回老家。途中被黃岡市團風縣運管所工作人員以“涉嫌非法營運”為由查扣車輛，要求繳納3000元罰款。(2月5日《武漢晨報》)

　　中國的春運，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遷徙”。倒30幾趟公交車返家、開摩托回家，都充分暴露了春運運力供給的短缺。

　　求解春運之困，其實并無絕招，唯有增加運力。那么，假如能把各種運力都充分調動起來，最大限度的發揮出可能的運力，無疑有望增加供給，從而疏解春運的供求矛盾。而現實中，除了正規運營的車輛，也同樣不乏民間運力，例如在北京暴雨的特殊時期，民間運力其實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如果在春運期間，對游離于正規運營車輛之外的這些民間運力，也能讓其或多或少的發揮些作用，沒準更有望解燃眉之急。

　　當然，民間運力中的確存在“黑車”、隱藏著交通安全問題，春運期間，當然也不可對黑車運營網開一面。然而，防范非法營運的可能風險，并不意味著就可以以此為由，隨意執法和處罰，更不能把“老板派車送農民工返鄉”定性為非法營運。否則，照此處罰邏輯，隨便哪輛車，只要除司機之外還有乘客，不管雙方是怎樣的關系，恐怕都可扣上一頂“非法營運”的帽子。這樣的執法，與其說是對非法營運的治理，毋寧說是添亂，甚至根本是以執法之名牟利。

　　“非法營運”當然不能被放縱，但更不能是濫權的偽裝，甚至成為公然侵犯公民交通選擇權的借口。無論如何，當老板派車送民工，竟然也被扣上了“非法營運”的罪名，比運力不足更“添堵”。（吳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