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位志愿軍老兵展示自己的立功證、傷殘軍人證與勛章

　　2003年5月，湖南攸縣農村的8位志愿軍老兵。10年后回訪時，其中6人已悄然逝去

　　重新打量朝鮮戰爭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議》在板門店簽訂，朝鮮半島延續數年的戰火終于熄滅。

　　在得來不易的和平背后，有關抗美援朝戰爭的志愿軍傷亡情況，至今尚無定論。官方資料顯示：前后四批志愿軍入朝作戰，參戰部隊共達240萬人；據不完全統計，志愿軍共傷亡36萬人。

　　60年后，當年的志愿軍老兵，絕大多數已經離世。數十萬志愿軍將士的傷亡，“鞏固了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當中的地位，也鞏固中國共產黨新生政權的穩定，為中國后來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歷史學家沈志華語）

　　10年前，湖南攸縣籍志愿軍老兵顏桐生對記者回憶，當時對抗美援朝的宣傳說法是：美帝侵入我們的鄰國朝鮮，其實是以朝鮮為跳板來侵略中國，要不抗美援朝，就有吃二遍苦受二樁罪的危險。

　　60年后，我們重新打量朝鮮戰爭。這場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場大戰，如今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朝鮮的存在，為中國和平發展贏得了戰略緩沖空間；也有人認為，中國參戰，代價沉重；朝鮮問題成為困擾中國數十年的一筆“負資產”。

　　中朝“用鮮血凝成的傳統友誼”，也許并未如想象般牢固。歷史學家、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沈志華教授曾在接受本刊采訪時分析，入朝作戰，中國死了這么多人，但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國人都覺得非常失落。另一方面，戰爭結束后，實際上在朝鮮的領導決策層中，并沒有激起對中國的信任和感激之情，反而是一種很深的怨恨。他們認為：是中國導致朝鮮沒有實現統一，是中國侵犯了他們的主權……

　　“知道朝鮮人現在生活困難，經常連飯都吃不飽嗎？”日前本刊記者探訪健在老兵時，面對這個問題，老兵們或搖頭不知，或很困惑，“朝鮮怎么可能困難呢，朝鮮大金礦多著呢，我們行軍打仗時都見過。”

　　奇跡背后有創傷

　　戰爭結束后，絕大部分士兵解甲歸田，回到故鄉。歲月流逝，這些垂垂老矣或生命已逝的老兵們，他們過得怎么樣？對那場史無前例的殘酷戰爭，他們還留存著怎樣的記憶？

　　10年前，2003年5月下旬，記者曾深入湖南攸縣農村，走訪了數十位志愿軍老兵或其遺孀，發現殘酷的戰爭給戰士留下了巨大的身心創傷。當年在朝鮮戰場，戰士們用普通裝備，創造了戰爭的奇跡。奇跡背后是巨大代價。

　　“初上戰場的農家子弟都沒見過戰爭的世面，飛機扔下炸彈的巨大爆炸聲、炮火連天的慘烈場面，以及面目全非的堆積如山的尸體，使戰士們受到不同程度的驚嚇。”

　　湖南攸縣文史工作者彭志文，對當地近百名志愿軍老兵走訪、調查后發現，殘酷的戰爭不僅給部分戰士留下心理陰影，而且由于美軍的狂轟濫炸，震聾了耳朵的士兵有十分之一二；后勤保障時斷時續，凍傷的士兵也不在少數。美機投擲的一種燃燒彈，數百米之內一片火海，僥幸逃脫了的戰士不是燒傷，就是肺部和呼吸系統受損，此種損傷也難治愈，不少人回國后感到呼吸困難，走路都是氣喘吁吁，上氣不接下氣。此外，長期山洞、坑道和野外露天睡眠，使許多戰士患有風濕病。

　　幾天幾夜的強行軍、激烈的戰斗、肩扛手提的后勤保障，也使不少志愿軍老戰士落下病根。一個極端的例子，攸縣一名老戰士在夜行軍時，撲面跌了一跤，導致下體重傷。此戰士在參戰前結婚，回家后喪失性功能，一個鄉人與其妻長期通奸，后來干脆把妻“讓給”對方（主動與妻離婚，讓他們結婚）。

　　老兵越來越少

　　在世的老兵正越來越少。2013年7月下旬，本刊記者回訪當年走訪的攸縣8位志愿軍老兵，發現其中6人已悄然逝去。

　　以湖南攸縣為例，據《攸縣志》（1990年5月版，中國文史出版社）記載：攸縣籍志愿軍共八百多人上了朝鮮戰場，3年犧牲、失蹤了110多人。幸存者絕大多數回到了家鄉。2003年攸縣民政局調查，這些返鄉的老兵已過世了五分之二；10年后的今日，這些老兵只剩下了一百多人。

　　10年前，攸縣農村籍志愿軍老兵普遍生活困頓。2003年，攸縣志愿軍老兵的撫恤金，每月僅為55元，但在全國并不算低（各省標準不同）。那時農業稅還未取消，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尚未普及，老兵們一旦患重病無錢治療，家庭遭災得不到救濟。

　　志愿軍老兵復員后，大多回到農村種田耕作。相比之下，朝鮮戰爭美軍士兵退役后，享受了美國二戰尾聲之際頒布的“教育資助”安置，很多人走進大學校園接受教育，并逐步成為各個行業的中堅力量。《南方周末》曾報道，對于美軍退伍軍人（包括朝鮮戰爭），政府向他們發放包括傷殘補償金、養老金及稅收優惠在內的津貼補助，為他們建立專門的醫療保障系統，甚至為他們準備了國家公墓系統中的安葬地點。

　　如今，志愿軍老兵的待遇已明顯改善。其中，攸縣籍老兵們的撫恤金（湖南省內標準一致），10年后已經由每月55元增加到640元，老兵們的農村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每年需繳費160元，也由地方財政承擔。老兵若逝世，鄉鎮民政干事會前往吊唁，送一個花圈，給200元喪儀（慰問金）。此外，縣民政會一次性多發放半年撫恤金。

　　民政部官方網站介紹，對年老體弱、沒有工作、生活困難的在鄉老復員軍人（包括志愿軍老兵），由各省、直轄市、自治區自行制定當地具體撫恤補助標準，確保生活不低于當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并要求撫恤金逐年增加。

　　走訪中，攸縣籍志愿軍老兵家屬普遍呼吁：對亡者遺孀給予定期或一次性補償，或給遺孀辦理低保。

　　本刊刊登的8位志愿軍老兵的口述故事，其實又何止發生在攸縣，在更遼闊的土地，在幾百萬返鄉朝鮮戰場老兵身上，他們的經歷同樣真實地發生著。

　　湯有葉

　　1928年生，攸縣皇圖嶺鎮鵬江村人。

　　入伍時間：1951年

　　所在部隊：志愿軍后勤第五分部暫編6團5連

　　湯有葉老人是典型的“戰爭綜合癥”受害者。從朝鮮返國開始，老人就頭腦不清，常常一個人在山上發呆，一坐就是半天。喊他名字，也似乎是充耳未聞。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里，他經常頭痛，睡不著覺，總覺得有飛機在“嗡嗡”叫。

　　直到上世紀90年代，他才開始慢慢和人說話，能和人交流，能自己照顧自己了。50年的光陰流逝，老人仍無法完全擺脫戰爭的創傷。

　　2003年5月，記者見到他時，他正背著兩個籮筐，到地里鋤草，神態自足又略有笑容。一個普通農民，在被卷入到殘酷的戰爭環境幾十年后，終于漸漸回到正常的生活道路上來。

　　2011年10月12日，湯有葉心臟病病發去世，終年83歲，葬于家鄉的青山上。

　　我們新兵連在衡山訓練了3個月，就是學習如何打槍，如何使用炸藥。平時都用木槍，最后打過3次槍，每次一發子彈。當年4月就“燒急火”地去了朝鮮。

　　我被編在后勤部隊運輸團，駐扎在新義州。主要是夜晚去火車站卸運軍用物資，那種卸貨也有危險，主要是常有敵機轟炸和掃射。有個老鄉剛去沒幾天，就被敵機的機槍子彈擊中，子彈從背部打入，從腹部射出，腸子打出一大截。他一手扛著大米包，一手抱著腸子往前沖，大概跑了百余步就倒下了。

　　還有一次，敵機炸斷了鐵路，發現情況的火車司機緊急剎車，但由于慣性，火車還是往前走。一個四川兵扛著一根大鐵棍沖上去，將鐵棍斜插在鐵路中間，用肩膀頂住鐵棍，火車滑過來了，只聽“嘭”的一聲，這名戰士被劈成兩塊。人雖然犧牲了，卻保住了火車，火車滑到炸斷處剛好停住了。

　　有一個夜晚我們正在卸貨，敵機扔下大量炸彈，部隊傷亡很大，我被炸彈的氣浪掀出幾丈遠，腦部、肺部都受到損傷。

　　停戰回國后，我在1958年結婚，生下一個孩子，不久就離了婚，1967年又結一次婚，沒多長時間又離婚了。頭次離婚時孩子還不滿半歲，孩子一直是我娘帶養。一家三代3口人，我自己經常患病，我娘又要幫我帶孩子，還要服侍我，老人家1982年去世，她一輩子不僅沒有享我的福，還讓我害苦了，想到這些我就傷心不已……

　　顏桐生

　　1930年生，攸縣皇圖嶺鎮麻城村人。

　　入伍時間：1951年6月

　　所在部隊：志愿軍38軍112師336團一營3連

　　老人的家不難找，和鄰居相比，他家的房子格外醒目：一片白墻紅瓦中，他家的外墻裸露著，由于風雨侵蝕，墻體已變得黎黑。

　　2003年，記者找到老人時，他正在門口自制蜂窩煤，光著脊梁，打著赤腳，沾滿了煤黑。他門牙缺了幾顆，牙齒快掉光了。老花鏡少了只腳，就用鐵絲穿著掛在耳朵上，看得出來，鐵絲早已生銹了。

　　因早年建房，家里欠了金融部門一些錢，到期無力償還。2004年，對方催還款很急，說要將顏家唯一的母豬趕去抵債。顏桐生弟弟介紹，哥哥當時很絕望（母豬一年產數只豬仔，每只可賣七八百元，是當時顏家主要經濟收入），即在2004年6月19日獨自跑到村子河邊，整整喝下一大瓶農藥自殺身亡，死時很痛苦，“手指抓地，把身邊的草都扒光了。”

　　我本來已參加了工作，在區里給區長當通訊員。但我還是決定去當兵。父母不讓我報名，我記得那是195l年農歷三月，一天我在田埂上種豆子，種一陣后，丟下糞箕，獨自去鄉政府報名，驗兵時身高不夠，踮著腳才通過的。那時不只我一個積極性很大，都是橫下一條心，刀放在脖子上也阻撓不了的。

　　我是1952年9月去的朝鮮，進朝鮮后行軍一個月零3天，到達三八線附近駐扎。都是夜晚行軍，特別艱難。有天晚上，向導是個特務，帶著我部爬山涉水繞圈子，天亮時特務跑了，我們又回到了原地。那晚下大雨，天氣又很冷，很多人得感冒。我們幾個人伴著老百姓的一條黃牛取暖睡覺。我們班一個戰士把扛在肩上的一包糧食扔丟了。以后一個班12人就靠我帶的七八斤小米吃了3天，每人每天約二兩小米，熬一鍋稀粥喝下。

　　10月中旬，我們師攻擊三九四點八高地。我們營是尖刀營，是部隊開路先鋒。悄悄接近高地后，沒有發現敵人，原來部隊一個文化教員做了叛徒，泄了密，我們剛到高地，就有敵機來轟炸，地面還有火炮向山頭猛烈炮擊。又有大批敵軍向山頭進攻，幸有其他部隊在地面反擊，付出很大傷亡，我們才撤出高地。全營兵力損失一半，我們班12人，只剩下5個，還有3人受傷。后來在東海岸又打了兩次仗。

　　我是1953年10月回國的。1957年復員時，部隊首長向我們宣布了一條紀律，就是回家不準談論戰場情況，具體規定哪些可講，哪些不可講，不曉得現在可不可以講了。

　　我的身體還好，就是暗病（老人不愿意講，他老伴告訴記者說，是生殖器發腫，腫起來又癢又痛，抓爛后流膿流血，走起路來一垮一垮的。這種病當地方言叫“爛吊坨”。）把我纏了一生。最早發病是1953年在前線的坑道里，開始不好意思說，后來加重了才接受治療。這幾十年來都沒有好過。1960年，病又發了一次，痛得不得了，鄉里的干部幫著說話，縣民政局每年給我50元讓我治療，給了5年，以后就再沒給過。

　　鄧三元

　　1933年生，皇圖嶺鎮新聯村人。

　　入伍時間：1951年3月

　　所在部隊：不詳

　　2003年，記者去老鄧家的路上，正是“芒種”時節。田壟兩旁的稻田里，處處是埋首插秧的農人身影。有母親帶著孩子采摘魚腥草。小河蜿蜒而下，水流湍急，許是前些天下雨，河水有些渾，有人正用電網捕魚。

　　到老鄧家時，老鄧不在，上山干活去了。下了好幾天雨，好不容易停了，紅薯地得翻翻土透下氣了。據說老鄧很能吃苦，從家里到鎮上近六七公里，他天天挑菜到鎮里賣，走到鎮上時天還剛蒙蒙亮。

　　老鄧是個感情細膩的人。除了軍功章等外，他居然保留了一本相冊，都是當年戰友的照片，厚厚的。也許很久都沒人翻動了，有些灰塵，老鄧一頁頁輕輕翻過，手有些抖，那段令人激動的歲月仿佛又回來了。

　　2012年農歷二月二十八，鄧三元因腦溢血去世，終年79歲。去世前兩年，七十多歲的老人依舊挑著菜，步行一小時到鎮里賣。他腦溢血的病因，是一次挑菜時摔了一跤，撞到了頭。

　　老人葬在村子附近山頭上，喪事辦得隆重，送葬、哀樂、吃飯、工錢，總共花了4萬多元。

　　十多年前，孫子想去當兵。當時老鄧攔著，死活不同意，說當兵太苦、太殘忍。“他是后勤兵，常從死人堆里背人去埋，哪知道今天當兵這么輕松。”鄧的兒子說。

　　我18歲去朝鮮。我們這個團本來是去沈陽，學開汽車，忽然接到命令，前線要兵員，就轉而去前線打仗。到了丹東，首長向上級反映說：我們這批兵沒受過軍事訓練，個子矮，不適合上前線。這樣我們就成了后勤兵。

　　雖然不打仗，但我們部隊也經常遭到美軍飛機轟炸。有一天晚上美軍飛機來了，我臥在一小山包上，按常識躲避飛機轟炸必須臥在低處。我發覺后，迅速滾了下來，恰在此時，原處一顆炸彈爆炸了。好險呀！最危險的一次是，戰友晚上點蠟燭，忘了關窗戶，被敵機發現，飛過來投炸彈，結果炸彈就在兩三米外爆炸，差點就報廢了。

　　當時朝鮮男人少，女人多。部隊紀律規定，有通奸行為的，關3天禁閉；犯強奸罪的，槍斃。朝鮮的生活很困難，常有老百姓來討吃的。部隊首長曾號召每人每天節約一兩米，捐給他們。給他們半塊肥皂，就很高興了。

　　其實有段時間，部隊也很困難，沒青菜吃，很多人得了色盲癥，什么都看不見，晚上行軍只能手牽手地走。

　　我在朝鮮有過兩次傷害，一次扛貨太重壓傷了腰，一次背貨仰天跌了一跤，背部受了傷。我復員時，連長對我說：小鄧呀，你也受了兩次傷，我給你辦個殘疾證，回家可以得到一些補助金。那時軍中傳聞，殘廢軍人名聲不好聽，既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對象。我就謝絕了連長好意。結果回家后腰傷背傷經常發作，一發作就下不了床，把我折磨得好苦。傷發了又沒錢治，更談不上住院，只花幾角錢請郎中抓幾把草藥敷一敷傷痛處，停了痛便要堅持出集體工。

　　我在部隊入了黨，1956年回家，在大隊當過民兵營長、治保主任、支部委員，當了二三十年基層干部。我們這些人從抗美援朝到現在算是吃足了苦，每個人大體上都如此。要說意見的話就是補助金太少了，一個月才55塊（2003年），抵得幾包煙錢。你們記者來采訪我，我表示感謝，但你們要向上級反映我們的苦楚，不這樣，這采訪就沒有多大意義。

　　易岳林

　　1929年生，皇圖嶺鎮新聯村人。

　　入伍時間：1951年3月

　　2003年記者探訪時，易岳林已去世。他的遭遇由同村戰友鄧三元敘述。老鄧記性好，講的往事很清晰。

　　易岳林的情況現在只有我最了解，他比我大4歲。在朝鮮戰場他是個能文能武的人，編個快板、寫稿子都是好手。另一方面他個子高，長得魁武。我們是當后勤兵，每天太陽下山時，我們在地洞里吃晚飯，天黑時下山去火車站卸貨。火車開來有幾十個車皮，按規定一個排負責卸兩個車皮的物資，卸一列火車半小時。當時易岳林當了我們的排長，他力大無比，50斤一包的面粉，他能扛8包，三四百斤一桶的汽油，我們兩個人都抬不動，他一人能扛上一桶。有他身先士卒，我們排總是提前完成任務。還幫助別的排御貨。

　　這樣他多次榮立三等功，我們排也多次榮立集體三等功。易岳林后來還參加了戰斗，立過一次國際二等功，參加過一次金日成舉行的盛大宴會，和金日成、彭德懷等許多大官在一個廳吃飯。

　　1958年易岳林轉業回地方工作，當初安排他在長沙一大醫院當總務，干了幾個月后，不愿干，回家了。攸縣縣委又安排他去一家鐵廠當支部書記兼廠長。那時地方搞浮夸風，鐵廠每天只出兩噸鐵，叫他報四五十噸，他搞不來，縣委書記要整他，他便逃回家鄉。以后公社又安排他在小學當校長。

　　當然英雄也不是十全十美，1960年過苦日子，一天9兩米，他食量大，肚饑難熬，夜晚便去田間拔蘿卜吃，被人撞見，這事老百姓都原諒他。但組織上免了他的校長職務，書也不讓教了。最后回到農村。

　　在朝鮮裝卸貨物時由于用力過猛，導致脫肛，痔瘡非常嚴重，大便中經常帶有血絲。到了1970年代，他身體一直不好，慢慢地就如“八十歲婆婆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后來走路都困難，到1991年7月就病故了。

　　1930年生，攸縣皇圖嶺鎮陰泉村月形村民小組人。

　　入伍時間：1951年4月。

　　所在部隊：不詳

　　老王家在山區，住的仍是黃泥土房，和隔壁左右的瓦房相比，甚是顯眼。

　　2003年，記者到他家時，見到堂屋靠墻一邊，停著兩口空棺材，紅油漆刷過，厚重實在。為仍在世的老人準備棺材，這是當地農村的風俗習慣。

　　老王是二級乙等傷殘軍人，腹部受過重傷，當年多次手術的刀口，50年后仍清晰可見，紫紅色的傷疤，如蚯蚓般彎彎曲曲地盤踞在老王腹部，令人不忍卒視。

　　2010年農歷二月初三，王慶云去世，終年80歲。2008年5月，老人不慎摔斷左腿股骨，即去長沙住院治療。不久尿路阻塞，特別痛苦，最后在株洲醫院治療。去世前，王慶云吐血不止，痛得渾身汗水濕透，但咬緊牙關不吭聲，直到漸漸沒了氣息。

　　1950年11月，我結婚剛滿一個月，就瞞著父母和妻子報名參軍，在衡山訓練幾個月后，1951年4月，隨第二批入朝作戰部隊去了朝鮮。開頭一段時間編在后勤部隊，就是裝御軍用物資。1952年春又編入作戰部隊，我們打過穿插戰，有幾次去敵營哨摸哨，都抓到了“舌頭”。后一次被敵軍發現，那是1952年6月25日，我們遭到炮擊，我的小腹部中彈，腸子炸斷了，右手骨折，還炸丟一節食指。

　　在接受了4次手術治療后，醫生給我接上了腸子。1953年下半年復員回家。當時部隊首長對我說：“小王，你是個殘廢軍人，按政策你回家去，不需要參加重體力勞動，地方政府將會好好照顧你的。”回家后，生產勞動很吃力，畢竟那時還年輕，慢慢也習慣了，又加上生兒育女，不干活是不行的。1958年大煉鋼鐵，我和其他民工一樣地日出夜戰，終于勞累過度，引發舊傷，又在醫院再次進行手術。

　　我是個多災多難的人。先后生下4男3女，結果死了3個男孩，都是二十六七歲死的，都是患肝病。為給孩子治病和安葬，我欠債一萬八千多塊，那些年利息高、每塊錢月息二分四厘，利息滾來滾去，滾成四萬八千多塊。

　　我是個二等乙級殘廢軍人，我回家后，政府給我的殘廢補助每年由幾十塊增加到現在的2100多塊。這天災人禍是意外的，怪不得誰，我領了殘廢金，就不好意思再向國家伸手了。

　　近年來，有販子用50元一枚的價格收購我的證章，我跟他說：“你曉得我流過多少血，才換來這幾枚證章，我就是窮到討米當叫花子，也不可能賣給你呀。

　　王康恒

　　1933年生，皇圖嶺鎮陰泉村井泉組人。

　　入伍時間：1950年12月

　　所在部隊：47軍139師417團10營2連

　　2003年5月，記者找到老王時，他正卷著褲子打著赤腳在水田里鋤草。老王能讀報看書，是共產黨員，曾經長期擔任過大隊干部。

　　他是個細心人，回屋后特意找了雙皮鞋穿上，還戴了塊手表，手表是他自己省錢買的，花了一百多塊，只有來客人時才戴上。

　　10年后，本刊記者再次見到老王時，他即將迎來八十大壽。老人家身體硬朗，精神也不錯。只是當年被彈片擊中的左臂依然疼痛，伸不直，在朝鮮得的風濕，天一冷還折磨著他。

　　老人家里還有三畝水田、五分旱地，兒子在外打工，老伴早些年患眼疾雙目失明，家中務農就他一人負擔。雖已80歲，他仍一如既往去田間耕作。

　　如今，老人最高興的是，家里修起了兩層樓的紅磚新房，鎮政府還補助了6000元。在攸縣農村，很多人去廣東打工一二十年，最后傾盡積蓄，總要修起新樓房，客廳寬敞，墻壁瓷磚白亮，四扇鋁合金玻璃大門也很氣派，不然就很沒“面子”。

　　我是1951年4月11日去的朝鮮。過鴨綠江后，一連9個晚上急行軍，不少人打嗑睡倒在路旁。9天后到達朝鮮順南，在那里修筑飛機場。當時朝鮮很冷，部隊還沒有發棉衣，戰士一個個凍得面部紫黑。沒有蔬菜吃，都是吃干炒米，一把鹽燒一大鍋開水，每人喝一碗，那叫“玻璃湯”，因此許多人患了夜盲癥，天黑后什么也看不見。

　　我們白天住在黑暗潮濕的山洞里、夜晚去修飛機場，有幾個晚上被敵機發現，投下許多燃燒彈。那彈投下來就是一片火海，不打仗，傷亡也很大。

　　機場修好后，我們開赴臨津江一帶作戰。我們營在18號陣地駐守，開展阻擊戰。有天下午我在陣地前沿修壕溝，一顆炮彈落在離我只七八米的地方，我的左手臂中了一塊小彈，鮮血浸透了衣袖，戰友幫我包扎后，我被轉移到團部衛生隊養傷。

　　一共打過四次大仗。最長一次守衛戰打了20天，2天3夜沒喝水，沒睡覺。打穿插戰，有時從河里趟過去，起來后全身都是冰塊。

　　我是1957年5月復員回家的。我去朝鮮后，我娘在家以淚洗面，回家時娘的雙眼都哭瞎了。我站在娘面前，我娘雙手從我頭上摸到腳下，她說：“孩子，你長高了，回來就好了。”

　　我們這些抗美援朝老戰士撫恤金太低了，從1980年開始給點補助，由每月5元加到15元，到2000年才每月加到55元（注：2012年10月起每月640元）。我們去朝作戰，那時國家剛解放，裝備落后，與裝備精良的美國為首的16國作戰，完全靠人力拼搏。這場戰爭對我們傷害太大了，剛復員回家時還年輕，有點三病兩痛也頂得住。現在人老了就不行了，像我吧，當時手臂上挖出彈片，只一個月就治好了。如今這手臂伸不直，晚上睡覺時，沒有知覺，早上起來后要揉半天才行。搞幾天生產，手臂就要痛幾天。

　　在朝鮮住了兩年多山洞，落下了風濕性關節炎。我很后悔那時沒有轉業到企業或機關單位，（老了）有工資和養老保險。

　　王其花

　　1928年生，皇圖嶺鎮陰泉村人。

　　入伍時間：1951年初

　　所在部隊：不詳

　　王其花已于1978年病故，他的遭遇由其弟王成瑞、志愿軍老兵王慶云等講述（2003年采訪）。

　　王成瑞說：我哥哥是1956年上半年復員回家的。他立過幾次功，帶回7枚證章。可能是在戰場上被炸彈的巨大爆炸聲震聾了耳朵，回家時就已經得了一種暈病。

　　老戰士王慶云說：1973年下半年，縣里召開一次復員軍人會議、主要是換發復員證——我們當初的復員證上有彭德懷的名字，彭總倒了，又寫上林彪的名字，林彪倒了，又要換證。那次我在招待所看到王其花，他說報到處沒有他的名字，中飯都沒吃。我便帶他到飯廳講明情況，服務員打飯給他吃了。吃飯后他說：“沒有我的名字算了，明天我要與人家換工砍柴，不能耽誤人家。”然后從衣袋里拿出一包香煙說：“我不抽煙，就給你抽了。”還說只剩三角錢，只得走路回家去。我說：“這包煙我就抽了，我給你五角錢，加你三角就有八角，車票是六角五分，搭車回去，剩一角伍還可在鎮上吃一碗面條。”后來我才得知，他還是走路回家的。只走了十幾公里，他就在一處叫大同橋的公路段暈倒了。當時天黑了，圍了一幫人，他又昏迷不醒，誰都不知他是哪里人。一個老大娘給他蓋上一件舊棉衣，又給他灌下一碗姜茶，半夜才蘇醒，直到第二天傍晚才走回家。

　　王其花弟媳劉菊英說：我是1962年嫁給大哥二弟的。我來時就看到大哥患了這古怪病，有時兩三天發一次暈，有時一天發兩次暈，有時幾個月發一次、只要聽他大喊一聲“丟炸彈了”，他就會倒下去。一般要暈倒一個時辰才醒來，當初他暈倒后，大家便把他抬回去，暈得多了，也就不抬了，只用些稻草給他墊背。有幾次暈倒在江邊，只尺把遠就可能掉到水里。有幾次砍柴暈倒在山上，醒來一身都是螞蟻，癢得一身皮都抓爛了。大哥死那年正好50歲。

　　1933年生，皇圖嶺鎮皇圖村培園組人。

　　入伍時間：1950年底

　　所在部隊：15軍44師直屬2營1連

　　2003年時，老陳家的堂屋里幾乎沒什么招貼畫，除了“天地君親師”之外，正對大門還貼著毛主席的大幅頭像。

　　不像走訪的其他老人，他們一般都不會在家，幾乎都上地里干活去了，體貌特征也像得很：黑，瘦，挽著褲腿，拖鞋或光著腳。老陳穿得很整潔，膚色較白，這也許跟他的手藝有關：他開鑰匙鋪，整天都候在家里。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唱起當年的軍歌，老陳兩眼發亮，精神振奮，雙臂還合著節奏上下揮動。

　　10年后，本刊記者再次走訪，80歲的老人已明顯衰老。滿臉皺紋、皮膚干枯，雙手顫抖，走路也顫巍巍，被子彈打壞的右腿膝蓋，越來越影響行動。這兩年身體不大好，鑰匙鋪就沒再干了。

　　除了平日依舊喘不過氣來，老人精神不錯，思維還清晰。行動不便，老人喜歡坐在家門口，一根接一根地抽煙，沉思，經常陷入當年硝煙彌漫的回憶中。

　　我參軍時，我哥哥當時已先入伍到了朝鮮。家里就我兄弟倆，按政策我是可以不當兵的。但我本人強烈要求當兵。我奶奶是被日本鬼子殺害的，這仇我能不報嗎?哥哥也從前線寫信回家，鼓勵我去抗美援朝。

　　有關朝鮮戰場的事很多，我可以講幾天幾夜。印象最深的有這樣幾件事。一是戰爭犧牲很大。當時作戰前首長動員說；要不惜犧牲，要以一個排對付敵軍一個班的代價奪取勝利。每人袋里放一張紙條，寫上姓名、家庭通訊地址。

　　回國后，我們駐在黑龍江嫩江地區的一家部隊醫院。那醫院住有大批從朝鮮戰場退下來的傷病員，缺胳膊少腿的、凍丟手腳耳朵的、眼瞎耳聾的、槍彈損傷的以及精神病的都有。有次首長來作報告，寂靜的禮堂，突然有戰士站起來大喊：沖呀!殺呀！然后就昏倒下去。一個下午這樣倒下去的有3個。

　　剛回國那一陣，走到哪里都有“歡迎志愿軍戰士凱旋歸來”的巨幅標語，都把我們當作“最可愛的人”，地方領導搞慰問的來了一拔又一拔，戰斗英雄去單位作報告一場又一場。鋼筆、茶缸、汗衫等紀念品發了不少，伙食也很豐富。

　　復員回農村后，就再沒看到這種場面。當然不可能長期保持那種熱烈氣氛，事實上做不到，也不需要。但問題是，回農村后這些老兵在很長的時間里都沒有受到任何照顧。

　　我這樣說，并不是向政府討價還價。參加抗美援朝我至今不后悔。那時國家經濟落后，不給我們補助，我們可以諒解政府。回家后，當初我還在供銷社工作，1962年精簡人員，把我下放到農村，我也沒有意見。

　　由于參軍早，不會干農活，別的勞力10個工分，我只能拿6分，婆娘4分，飯都不夠吃。這些年都靠搞自行車修理為生。如今70歲了，手腳不麻利，冒得（方言：沒有）力，一個單車輪胎都扳不上去，我兩老只能靠配鎖賺點生活費。

　　前些年（2003年以前），小兒子欠了農業稅，政府轉而要從我的撫恤金里扣，我就找到鄉政府，“這是我拿命換來的，你們憑什么要扣？”最后好歹沒扣。

　　現在經濟發展了，政府都用上了好車，還可以公款吃喝，我認為政府給我們增加補貼是應該的。

　　這些年過去了，也不知道朝鮮現在是什么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