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河遺址發現的玉器資料圖

　　石峁遺址的皇城臺東護墻北段上部第二、三階護墻　資料圖

　　□記者游曉鵬

　　核心提示|神秘的史前時代，一系列中原之外城址的最新發現，使同一時期的中原地區顯得“暗淡無光”，這是否會對中原是華夏文明搖籃和發源地的慣常認知構成挑戰？在鄭州舉行的第一屆中國考古·鄭州論壇上，最新披露的一些考古發現引發考古學家熱議，大河報記者也就此話題進行了采訪。

　　被“包圍”的中原

　　“震撼，4000多年前中國西北地區已有防御如此完備、規模如此宏偉的石城。”不少參會者在聽取陜西神木石峁遺址的新發現之后如是說。

　　8月22日至23日，包括石峁遺址在內的13個重大史前考古項目，在論壇上集中介紹了近年的新發現，這些在相關省份知名度極高的遺址，在史前史的研究當中擁有重要位置，對于解決夏、商、周之前，中國范圍內文明是如何起源、生長、交織的這一學界熱點至關重要。

　　其中，西北方向黃河中上游，位于陜西神木的石峁遺址皇城臺門址發現的規模宏大、建筑考究的廣場、內外甕城讓人驚嘆，呈階梯狀排布的石墻歷經幾千年風雨仍顯巍峨；東方的長江下游，曾引起考古界轟動的浙江杭州良渚遺址，近年來除了巨大的城址和極度發達的玉文化，考古人員還發現了包括防洪大壩在內的先進水利體系，顯示其在當時已是早期國家，并擁有數一數二的綜合實力；黃河下游的海岱地區，山東的堯王城遺址也有100萬平方米以上，昭示了東夷文化的繁榮；南面，湖北石家河遺址新發現了譚家嶺古城，不僅出現了長江中游最大的史前祭祀場所，其中出土的玉石更代表了史前中國玉器加工的最高水平。

　　聯系到并沒有在會上做展示的山西陶寺遺址、四川三星堆文明，距今4000年至5000年間的河南城址顯得暗淡無光，面積最大的也只有幾十萬平方米，在四周大城包圍之下反成“凹陷”。由是，在石峁遺址介紹之后的專家評議環節，受邀登臺發言的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國碩也提出疑問，隨著國內新石器時代城址發現越來越多，中原地區和周邊地區的城址比較反而從始建時間、規模和內涵上都顯落后，這是什么原因？

　　花瓣對花蕊的挑戰

　　城的先進或落后，通常代表了背后某種文明力量的大小，中原城址此時“排不上名次”，意味著什么？

　　張國碩受訪時表示，理論上不排除河南還會發現超大城址的可能，這個任務要繼續交給考古，比如登封王城崗遺址，就是在發現小城幾十年之后又發現了緊鄰的大城。同時也要看到，在那段時期，中國文明應當是多支起源、遍地開花，中原雖然被認為是中國文明的搖籃，但現在看，至少周邊很多地區并不落后。對比中原與周邊這些文明不難發現，東方的良渚、西北的陶寺、南方的石家河崛起時，中原都不存在能與之體量相當的文明國家或聚落。

　　“很多中原域外的酋邦或者早期國家形態，文明程度超乎想象，這確實是這一時期存在的一個現象，以往我們已經注意到，這次會議又加深了印象。但我認為，關于中國文明的起源，這一現象對于目前學界的共識，也就是‘多元一體’模式并沒有構成顛覆，而中原地區在中國文明形成過程中仍然居于中心地位。”陶寺遺址發掘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何努受訪時說。

　　何努認為，如果把中原地區看做花心，周圍文明看做花瓣的話，史前考古的新發現讓我們發現，這些花瓣比以往所知的要復雜得多，更為飽滿，甚至在一些時期比花心還要耀眼。但進入距今約4000年以后，從偃師二里頭文化的一統江湖到夏商周更迭，中原是確定無疑的中心區域。之前這段所謂的“沉寂”，何努認為，中原文明雖然看起來不夠耀眼，但實際上是也處于擴張狀態的，比如廟底溝文化一直在南擴，此時的中原肯定存在一個中心，如果真的找不到大城，那么說明問題可能不在于城，而在于我們的思考方式有問題。

　　北大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趙輝也認為，目前來看，中原周圍的幾個文明，確實在某個時段比中原更先進一些，這是因為史前文化的發展是多系統并存的，每種文化與相關區域此起彼伏，模式也不太一樣，但都是在往文明化的路上走，有的早有的晚，而最終從夏商周來看，它們匯到了中原，這些在古代文獻里面是沒有線索的，所以很多人感到新鮮，這也正是考古學對歷史的貢獻。

　　同時，對于所謂中原的暗淡，趙輝認為也只是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來說的，“你說中原這段時間不行，是真的不行了嗎？實際上這給我們提出來一個問題，中原這個時候到底什么樣，激勵我們繼續做工作，把這一段搞清楚”。

　　滿天星斗怎么到了皓月當空

　　強大的良渚、陶寺、石峁和石家河，最終都在時間河流中消逝，距今3750年左右，以偃師二里頭為核心的強大廣域王權國家最終獨占鰲頭，二里頭風格的陶罐擴張到了“禹貢九州”的位置，這個過程是怎樣的？沉寂的中原又是如何后發制人的？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二里頭工作站站長許宏認為，考古學揭示出的圖景是，大約距今六千年以前，史前人群還都居住在不大的聚落中，以原始農業和漁獵為主，過著大體平等、自給自足的生活。到了距今5500～3800年間，也就是考古學上的仰韶時代后期至龍山時代，黃河和長江流域的許多地區發生了深刻的社會變革，出現了階層分化和社會復雜化現象，區域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摩擦沖突都日趨頻繁，眾多相對獨立的部族或古國并存且相互競爭，那是一個“滿天星斗”的時代，邦國林立是那個時代最顯著的特征。

　　“不僅僅是后來的春秋戰國時期，龍山時代的數百年間，廣袤的中原是塊寶地，也是各個邦國逐鹿的戰場，東方、南方與西北方向的文化勢力都在向中原擠壓，而二里頭的崛起正是逐鹿中原的結果。”許宏說，長期的戰亂或許并不支撐一個龐大的、耀眼的城的存在，與此同時，興盛一時的中原周邊地區的各個文明先后走向衰落，而二里頭文化則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了各區域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為依托最終崛起，一家獨大，皓月當空。

　　在文化特質上，許宏認為，相比于中原之外特別是東南地區一些文明形態的耀眼奢華，中原文化偏于質樸、不尚奢華，這種實用主義讓他們在幾百年的戰爭中成為主體，而其他文明煙消云散。“在《何以中國》里面我曾引用趙輝先生的觀點說，因為天下居中、八方輻輳的中心優勢，中原文化可以方便地吸收各地文化的成敗經驗，終至于后來居上，中原文化的強大主要依賴于政治、經驗的成熟。從這個角度看，中原文化強盛起來的原因，也正是周邊盛極一時地方文明衰亡的原因，也可以解釋為何中原在某些時段為什么顯得暗淡。”許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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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明起源研究跨越近百年：四次顛覆

　　實際上，關于中國文明發源，因為考古學的屢屢突破，近百年來已經經過了多次“顛覆”。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認為，國人的認識過程，已經走過了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自1921年在河南發現仰韶文化起，當時以安特生為代表的外國學者一方面肯定仰韶文化是“中華遠古之文化”，從而否定了中國無石器時代文化的假說，另一方面，又認為仰韶文化是西來的，從而建構了中國文化西來說。

　　第二個階段

　　上世紀30-40年代，自龍山文化（距今4500-4000年）發現之后，中國考古學家認識到龍山文化是與商文化關系更加緊密的本土史前文化，它是商文化也是中國文化最近的源頭，于是提出龍山文化向西、仰韶文化向東發展的東西二元對立說，這也就是古史上的“夷夏東西說”。

　　第三個階段

　　上世紀50-70年代，二元對立說流行了二十多年，直到1956年發現河南陜縣廟底溝遺址，終于弄清中原龍山文化是在仰韶文化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所謂二元對立形成混合文化的說法并不成立。但是，又把中原周圍地區史前文化的發展歸結為中原地區史前文化輻射和影響的結果，形成中原中心論。

　　第四個階段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延續至今的多元一體論，認為至少在包括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北方地區在內的廣大地區，存在著多個文化中心，各中心很早就存在互動，逐步形成交互作用圈，最終奠定了中國文明起源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