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朱善利

　　2013年中國經濟總體運行情況如何?政府在政策上與以往相比有哪些變化?2014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會在何處著力?改革將在哪些方面率先打好基礎?

　　帶著這些問題,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了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朱善利。朱善利認為,2013年我國經濟總體運行平穩(wěn),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更注重長期效應,減少了對經濟的過多干預。而2014年會是我國推動深化改革的基礎之年。

　　2013:經濟總體平穩(wěn)

　　宏觀政策更有新意

　　中國經濟時報:2013年我國宏觀經濟的總體運行情況如何?

　　朱善利:2013年我國經濟總體運行平穩(wěn),前三季度的經濟增長達到7.7%,經濟增長超過7.5%的下限目標不會有問題。而對于經濟運行區(qū)間上線的通脹率,我國政府2013年年初計劃將通貨膨脹控制在3.5%以下,事實上2013年前11個月只有四個月的CPI超過3%,所以全年的通脹調控目標可以實現。

　　中國經濟時報:在過去的一年,政府在宏觀經濟政策上是否有不同于以往之處?

　　朱善利:政府減少了對經濟的干預,為經濟發(fā)展設定了運行區(qū)間,在區(qū)間內政府不會出臺政策干預經濟運行。一旦超出運行區(qū)間,中央政府才會采取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這是政府在經濟政策方面的一個變化,也是比較正確的一種做法。經濟運行具有一定的規(guī)律和周期性,作為經濟管理者的政府不應該在經濟一出現問題時就馬上采取干預措施,這樣會影響經濟本身的運行,導致更大的問題出現。

　　2013年的6月和12月先后出現了兩次規(guī)模不同的“錢荒”,這是多種因素疊加引起的。但政府并沒有因為市場上的短期流動性不足而加大貨幣的發(fā)行力度,而是通過貨幣政策工具向市場注入短期流動性。過去,我國經濟運行中一旦出現流動性不足,政府就會通過增發(fā)貨幣來增加流動性,這雖然在短期內解決了一定的問題,但也會導致通脹和流動性過剩,從而引發(fā)更大的問題。

　　中國經濟時報:除了直接針對宏觀經濟的政策,2013年還有哪些政策對經濟發(fā)展產生了積極影響?

　　朱善利:市場的效率是最高的,所以凡是能通過市場來做的事情政府就不要干預,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的一個亮點。另一個亮點是要求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明確提出了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這兩點是市場經濟的基礎,產權明確是分工和交易的基礎,在產權明確后就可以通過市場進行交易來提高社會總體的經濟效益。

　　另外,政府在過去的一年下放和取消了一大批行政審批權,減少了對經濟的行政干預。過多的行政審批不利于推動創(chuàng)新,國外很多創(chuàng)新型企業(yè)在成立之初都是很小的企業(yè),如果按照之前對企業(yè)如此嚴格的審批標準,這些企業(yè)大多很難通過審批。所以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是政府在管理方面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未來在這方面的工作還應繼續(xù),這樣才能夠進一步激發(fā)經濟活力。

　　2014:改革的基礎之年

　　中國經濟時報:你認為在2014年我國宏觀政策的著力點會放在哪些地方?

　　朱善利:政府在2014年會繼續(xù)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同時保持政策的靈活性。積極的財政政策可能會包括對中小企業(yè)減稅、保障房的建設等來刺激經濟,同時繼續(xù)推進產業(yè)結構調整。

　　2013年我國經濟發(fā)展較為平穩(wěn),但經濟中長期積累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依然存在,只有通過改革才能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所以2014年的政策著力點是深化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我國要全面深化改革,這些改革要在2014年打好基礎才能夠在未來順利推行。

　　中國經濟時報:2014年改革應在哪些方面率先打好基礎?

　　朱善利:我國改革的總體思路應該是能交給市場來解決的都交給市場,政府只負責公共產品的提供以及在市場失靈后進行調節(jié)。這就需要政府轉變自身職能,減少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同時將工作重點放在社會調節(jié)上,制定出嚴格的質量、健康、安全和環(huán)境等方面的社會標準,通過這些標準來約束企業(yè)經濟活動的合法性。

　　另外,目前我國中央政府財權大、事權小,而地方正好相反。所以應該匹配各級政府的權利、責任、利益。中央在收稅后,向全國居民提供醫(y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這樣就能夠實現公共服務的全國一體化。地方的財政收入主要用于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建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通過匹配各級政府的財權和事權,可以提高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降低對土地財政的依賴。

　　中國經濟時報:明確了政府職能以后,市場如何發(fā)揮決定性作用?

　　朱善利:例如當前的產能過剩問題,政府的責任是要制定標準,只要符合產品質量、環(huán)境、社會責任等一系列嚴格的標準,企業(yè)就可以生產,其他的方面就應該交給市場進行調節(jié)。像近期提出的京津冀環(huán)境綜合治理,應該通過環(huán)境標準推動區(qū)域內高污染、高耗能企業(yè)被淘汰出市場,而其他符合標準的企業(yè)則由市場調節(jié),以此來提高社會的整體效率。

　　又如“三農”問題,政府做好土地確權和土地規(guī)劃工作后,市場才能更好地發(fā)揮作用。根據“科斯定理”,只要明確了所有權就可以通過市場交易促進效率的提高。政府在做好農村土地確權工作后,應明確土地的規(guī)劃用途。規(guī)劃為耕地的要嚴格保護,而規(guī)劃為建設用地的,只要不超過規(guī)劃標準,土地上開發(fā)的房地產項目都可以進入市場交易。地方政府可以在交易過程中征稅,這樣既解決了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也能夠使農村小產權房的問題得到解決。

　　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也可以通過市場化的手段來做好。在匹配了各級政府的財權和事權后,中央政府的稅收用于提供養(yǎng)老等公共服務,而地方政府的稅收主要用于基礎設施的建設。中央提供公共服務能夠推動人口在全國范圍內流動,這樣當某地的公共服務不能滿足當地人口需要,就會造成人口流失,地方政府稅收下降。這樣就可以通過市場化的手段來倒逼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

   （記者 謝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