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十年股指漲幅與十年經濟增幅相去甚遠，但股市發展方式與經濟發展方式都具有外延粗放型的總體特征。外延粗放型發展方式是經濟高增長背景下股市零漲幅的根源。

　　股市的外在形式是發行交易股票的場所，其實質是買賣交易“公司”這一特殊商品的場所。由于上市公司具有非上市企業所不具有的通過股市高效、便捷、廉價獲得社會資金資源的權力和機會，不論其股權性質和股權結構如何，上市公司自然就成為了具有廣泛社會性和公共性的“公眾企業”。作為“公眾企業”的上市公司一方面享有社會賦予其的特有權利，另一方面又必須自覺履行其社會責任，主動接受社會及公眾的監督并讓公眾分享其發展成果。上市公司區別于非上市企業的這一特殊性質決定了只有少數特別優秀的企業才具備成為上市公司的資格，當然也有極少數優秀的企業或不愿意接受社會及公眾的監督，或不愿意讓公眾分享其發展成果而主動放棄上市的機會。換句話說，股市不是買賣交易普通企業的場所，而是買賣交易優秀公司的場所。由此可見，上市公司的質量及其信用是股市發展的根本和支柱，一個好的股市就是要具有科學完備的制度機制，能夠遴選出符合上市公司質量和條件的企業，能夠對其經營行為進行有效的規范約束和監管，能夠掌握上市公司質量的變化，將那些因出現嚴重問題以及發生嚴重違法違規行為而喪失了上市公司資格的企業及時清退出股市，維護股市的信譽和秩序，保護社會公眾特別是廣大中小股民的正當權益。

　　我國股市除了在買賣交易環節存在著諸如操縱股價、利用虛假信息進行交易欺詐、內幕交易等問題以外，最根本、最突出的問題存在于上市公司治理方面，即在公司上市、其行為及信用監管、公司退市等方面缺乏健全有效的治理機制，包括公司IPO質量認證體系、上市公司行為監管體系和劣質公司退市制度，我國股市由此亂象叢生。一是包裝上市問題相當嚴重。由于我國缺乏公司IPO質量認證體系，導致有些本來不符合上市公司條件和資格的企業（甚至劣質企業）經過精心包裝之后成功實現IPO，以優秀公司的面目躋身于上市公司的行列，這種包裝上市的行為其性質無異于將一塊鐵表面鍍上金箔之后拿到黃金市場以黃金的價格賣給投資者，上市前后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公司業績大變臉的情形頻頻發生，這不僅是對投資者的嚴重欺詐，同時由于我國股市存在魚目混珠現象，廣大投資者因此而對那些本來很優秀的上市公司也產生了不信任感。二是“鐵公雞”問題相當嚴重。相當一部分上市公司長期不給予股民（或只是象征性給很少的）現金分紅，迫使股民只能通過賺取股票差價獲得回報，這不僅嚴重損害了上市公司與股東之間的信用關系，而且大大增強了我國股市交易的投機性和風險性。三是“劣股驅逐良股”問題相當嚴重。監管部門對上市公司具有明顯的“父愛主義”政策取向，“只警示警告（ST制度）、不強制退市”的懷柔政策催生了我國股市獨有的“不死鳥”現象，由“不死鳥”現象又派生出ST股成為牛股“黑馬集中營”這一怪胎，與貨幣史上出現過的“劣幣驅逐良幣”相類似，我國股市上演了“劣股驅逐良股”的怪現象。

　　上市公司治理機制是支撐股市發展的核心制度，我國股市在這一核心制度上存在的上述三大問題充分說明我國股市患有嚴重的“先心病”，它嚴重損害了我國股市的整體信用，嚴重損害了我國股市的價值發現及價值評價功能，嚴重損害了我國股市對上市公司的激勵與約束功能。由于患有嚴重的“先心病”并由此導致我國股市存在著嚴重的功能性缺陷，這就是我國股市十年零漲幅與經濟十年高增長相背離的根源所在。

　　從中短期的角度來看，股市走勢有其自身的運行周期，易受多種偶然性、突發性、投機性等不確定性因素影響（包括短期內IPO的規模與節奏等），有可能會出現與經濟增長和經濟周期相背離的情況。但從中長期的角度來看，作為直接融資的主渠道和資本市場的主體，股市走勢與實體經濟運行之間有著十分緊密的關系，股市的運行及漲跌與經濟增長以及經濟周期之間存在著較高的相關性，股市因此而被公認是宏觀經濟運行的“晴雨表”，股市運行的這一基本規律已經為許多國家的股市發展史所證明。在長達十年的時間段內，股市與宏觀經濟呈現出總體上弱相關甚至相背離的情況是很少見的。

　　從邏輯上推理，我國股市不能成為宏觀經濟運行的“晴雨表”，這充分說明股市運行的基本規律在我國股市不成立，這又進一步說明我國股市是一個不成熟的“非典型性”股市。僅僅從IPO的規模與節奏的角度來探討我國股市十年零漲幅與經濟十年高增長相背離的原因是不準確的，圍繞IPO的規模與節奏問題所形成的“有關論”和“無關論”都有道理。問題的關鍵不在于IPO的規模與節奏而在于IPO的質量，故“無關論”是有道理的；在股市患有嚴重“先心病”且IPO的質量難以得到充分保證的前提下，IPO的規模越大、節奏越快必然導致股市失血越多、問題越嚴重，故“有關論”也是有道理的。

　　因此，按照推動科學發展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總要求，加快我國股市發展方式由“重速度、重融資、重企業、重投機”的外延粗放型向“重質量、重投資、重股民、重價值”的內涵增值型轉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