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財經

　　“黑夜已逝，黎明將至。”

　　11月3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結束后的第5天，一家知名券商在一份報告中對投資者說。巧合的是，在當天，《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全文公布。

　　《建議》提出，“十三五”期間要加強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建設，改革并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

　　目前，我國形成了央行[微博]宏觀監管和“三會”（銀監會、證監會[微博]、保監會）微觀監管的金融監管體系。不過，據人民網(23.37, 0.25, 1.08%)報道，2004年3月后，相關監管部門就再沒召開過聯席會議。“隨著市場的發展，這套分業監管架構，越來越跟不上時代的腳步、滿足不了現實的需要。”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金融學教授趙錫軍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說。

　　趙錫軍透露，我國的金融監管框架改革（亦稱“金融大部制改革”）在10年前就開始醞釀了。清華、北大[微博]和人大等中國最頂尖高校里的金融學者，一直就改革進行相關的課題研究，形成了自己的改革建議。

　　據中央匯金副董事長、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聯席院長李劍閣透露，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最近完成了一個課題，對今后中國金融監管的框架提出了改革思路，“和習近平總書記的說明當中的思路有很多相似點”。

　　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到了“近來頻繁顯露的局部風險特別是近期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現行監管框架存在著不適應我國金融業發展的體制性矛盾，也再次提醒我們必須通過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統性風險”。

　　絕大多數業內人士認為，今年6-7月份的這場股災讓中央高層下了改革的決心。雖然目前的具體改革方案尚未公布，但可以確定，目前一行三會的監管機制將會受到沖擊，并最終作出調整。

　　同樣在11月3日，中紀委網站發布消息，截至當日，中央巡視組已正式進駐一行三會、滬深交易所等31家單位。

　　時代周報記者注意到，在這一天，上證指數微跌0.25%，但此后隨著券商板塊走強和IPO重啟的消息傳開，至記者發稿為止，指數連續4個交易日上漲，突破3600點。

　　這不由讓人想起文章開頭那家券商給出的樂觀判斷：“目前的券商板塊和市場一樣，猶如一個人從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逐步走出。”

　　醞釀十年

　　國務院曾專門開會討論

　　金融大部制改革已經醞釀多年，最早可以追溯到10年前。

　　“2005年的時候，國務院專門召開了一次專家座談會來探討如何完善監管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作為應邀單位參加了，我也作為代表參加，也提交了我們的報告。當時就提到，為了應對綜合化、混業化發展的變化，我們要加強各個監管機構的協調和溝通，最終形成統一的監管。”11月7日，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金融學教授趙錫軍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說。

　　趙錫軍表示，目前一行三會這種分業監管模式是在1992年第一次金融工作會議的時候確定下來的。“它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一直到2003年，銀監會正式從央行獨立出來，才形成了現在一行三會的架構。”他回顧說道。

　　然而隨著市場的發展，這套分業監管架構越來越跟不上時代的腳步、滿足不了現實的需要，金融大部制改革的呼聲也日益響亮。

　　趙錫軍分析，現在的業態跟上世紀90年代相比，已經有很大不同，更加豐富，更加完善。特別是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帶來了很多變化，一些跨市場、跨行業的業務和金融工具在不斷增加。

　　其次，我國金融行業的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競爭越來越激烈，開放程度也越來越大，涉及跨境的業務越來越多。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就意味著利率、匯率、金融產品的價格波動性變大，會帶來風險特征的變化。跨市場、跨行業、跨國境的風險越來越大，也就需要從監管方面進行調整來適應這樣的變化。

　　“另外還有一點，金融的改革和宏觀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經濟與金融越來越密不可分了，經濟的金融化程度越來越高，實體經濟和金融的關系也越來越密切。這就導致在投融資的結構中會出現越來越多的結構性投資品種和集合性的投資品種，會橫跨好幾個融投資渠道。同時，金融業經營機構也從原來單一的組織架構變成了多元化、綜合化和集團化的架構。”趙錫軍說，“所以總體來看，監管需要作出改變。

　　2012-2013年，國內多次爆發“錢荒”，在企業普遍缺錢的同時，M2增速和人民幣存款余額雙雙走高，凸顯金融和實體經濟資金錯配嚴重。而要求金融大部制改革的呼聲也從2012年底開始走強。

　　2012年11月，作為教育部社科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的最終研究成果，北京大學[微博]金融與證券研究中心主任曹鳳岐[微博]出版了《金融市場全球化下的中國金融監管體系改革》一書。書中提出，目前中國實行的分業監管、相互合作的金融監管體系存在諸多問題與不足，很難滿足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需要。

　　“中國目前實行‘一行三會’的分業管理體制，存在職責不清、監管重疊、監管漏洞、監管套利、監管成本高和監管效率不高的問題。各監管機構之間的信息交流、資源共享、協作和合作也存在很多問題。”曹鳳岐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指出，“最終中國應當走金融統一監管或綜合監管之路，變分業監管為統一監管”。

　　 2013年全國兩會上，金融大部制改革成為熱議話題。當時民建中央在提案《深化改革促進資本市場安全健康發展》中建議，成立國務院領導下的統一金融監管行政協調機構，將各個金融監管機構統一聯系起來，共同制定金融和資本市場運行中的各項規則，以推進金融改革；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和全國政協委員、招商銀行(18.74, -0.34, -1.78%)行長馬蔚華不約而同地提議修改金融業分業監管體制的《商業銀行法》。

　　不過，上述提案未能成為政府決議。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王峰于2013年回答記者提問時曾坦言，金融混業監管是一個發展趨勢，但“金融大部制改革，問題很復雜，作為改革研究者，我們自己都拿不準”。他口中的“拿不準”，是指在當時情況下，我國有無可能通過體制改革，從分業監管一步過渡到混業監管？又是否到了真要改的時候？

　　翌年，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中國人民銀行[微博]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陳雨露撰文建議，在下一步改革中，應積極推動“金融大部制”改革，建立起統一的金融監管委員會，全面統籌協調宏微觀審慎監管。

　　“在多頭監管體制下，分立的監管機構往往只關注自己管轄范圍內的局部穩定，而對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累積卻漠不關心。”陳雨露強調，為避免這一問題，在新的宏觀審慎監管體系下，必須對監管資源進行重新整合，全面構建包括貨幣政策、監管政策和信貸政策在內“三位一體”的宏觀審慎政策新框架。

　　一個大的國際背景是，金融危機后，各國紛紛加強了宏觀審慎的金融監管。從監管的目標對象來看，宏觀審慎監管關注的風險點不是特定金融機構的個體性和異質性風險，而是整個金融體系所面臨的共同風險暴露。因此，陳雨露認為，推行“全口徑監管”勢在必行。

　　“事實上，‘大金融’理論下的動態網絡型傳導機制表明：由于金融機構之間的交易錯綜復雜，一旦系統逼近臨界狀態，任何微小的擾動就可能導致網絡關鍵‘節點’的失效，從而引起整個金融網絡系統的崩潰。” 陳雨露提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