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過快上漲會傷害經濟。”這是社科院副院長蔡昉的最新說法。蔡昉指出，工資上漲現象是好事，它能改善收入分配，但是過快地上漲也意味著有過多的企業會變得困難。因此，我們并不需要工資無限制上漲。

　　理論上講，“工資過快上漲會傷害經濟”這一觀點似乎談不上錯，如果工資高到企業難以承受，當然會給企業生產經營造成巨大壓力。真正的困惑在于，我們的工資是否真的出現過快上漲現象，工資收入占GDP比值是否在國際上開始嶄露頭角？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曾坦言，“作為中國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資收入，在生產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于發達國家的50%”。實際上，“目前國內很多地方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只有四成左右，而發達國家一般都達到了55%。”面對這組數據，結論不言自明。

　　前幾年，關于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方案話題曾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其中內容之一便是實現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工資靠什么增長？參照國際最為科學的做法是建立良性動態博弈機制。為實現工資與企業發展和諧統一，工資集體協商機制被認為是有效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路徑。表面看，近幾年各地都在落實這一制度，但這一制度是否真正上升為勞方與資方的良性博弈呢？要知道，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取決于一個重要前提，那便是不受資方干擾、代表勞方利益的工會，工會不敢撐腰，集體協商便是紙上談兵，或者掩人耳目。

　　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不能不參考，那就是雖同為靠薪資收入吃飯的員工，壟斷行業同其他行業員工存在巨大收入落差早就是公開的秘密。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中心課題組的一項調查研究表明，“在壟斷行業與競爭行業的收入差距中，其不合理部分超過了50%”。甚至可以這樣說，當前社會員工收入均值有被壟斷行業拉高因素。另外，近年來關于工資收入跑輸物價的報道不絕于耳，一個最簡單也最現實的例證是，僅購置一套新房便可綁架一個工薪階層家庭數十年。

　　時下常見一種怪象，無論受國際整體環境影響還是其他原因，一旦有些企業陷入經營困難，掌握社會話語權者不是反思從稅收等方面給企業減負，反而把矛盾對準那些靠工資收入養家糊口的普通工薪階層。換言之，當前工資是否上漲過快，企業經營困難是否因為工資收入增長，工資收入是否與社會發展相匹配……這些都需要厘清真相，特別應驅除某些造勢的霧霾。

　　（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