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澳大利亞政府宣布，到2035年，澳民眾的退休年齡將從目前的65歲提高至70歲。澳大利亞被稱為“幸運之國”，民眾享受著高福利下的優渥生活，此次延遲退休無疑刺痛了“幸運國民”的神經。

　　近年來，澳大利亞資源出口減速，國民經濟受到影響。與此同時，高福利產生的負面效應也令政府頗為頭疼：許多身體健康的人不去工作，反而依靠補助金生活，給國家財政“雪上加霜”。此外，隨著醫療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人們生活條件的改善，人類壽命大大延長，而澳大利亞目前沿用的退休政策制定于百年之前，顯然已跟不上社會發展的腳步。同時，澳人口結構也在發生變化，預計到本世紀中葉，全國85歲以上老年人比例將從目前的1.7%增至5%。

　　當領取養老金的人口數量和領取時長都超過了此前退休政策的設計范圍時，養老金資金池勢必入不敷出，成為政府“無法承受之重”。澳財政部長霍基就表示，今年養老金支出已經升至720億澳元，甚至超過了國防支出，為了養老體系可持續發展，延遲退休勢在必行。

　　事實上，老齡化問題已成為一些發達國家面臨的嚴峻挑戰。無論是日本遭遇“失去的20年”，還是歐洲國家備受債務危機襲擾，或是美國難以跨越的“財政懸崖”，這些經濟困局背后，人口老齡化都是成因之一。因此，許多發達國家開始打“延遲退休”的算盤，以期解決勞動力短缺和國家財政緊張的問題。去年12月，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宣布，本世紀30年代中期將把退休年齡推遲至68歲，40年代末延長至69歲，英政府在未來50年中將節省5000億英鎊開支。

　　當延遲退休成為化解經濟困局的“藥方”，如何在政策施行過程中，兼顧公平性與可持續性，就成為政府必須考慮的事情。澳大利亞此番延遲退休之舉，最受人詬病的便是年齡上的“一刀切”。有學者認為，不同行業所付出的勞動力成本不同，如建筑工人、消防員等都是對體力消耗較多且危險程度較大的職業，不區分勞動力類型而統一延至70歲退休有失公平。同時，政府也應為那些繼續留在工作崗位上的老年人提供配套的醫療保障，確保其精神和身體健康，而目前澳政府對醫療投入和延遲退休年齡間關系的研究較為缺乏，政策的可持續性不免令人擔憂。

　　此外，長遠看來，延遲退休對政府刺激經濟增長、持續增加工作崗位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當越來越多的老年人繼續工作，越來越多的行業機械化升級后，缺乏工作經驗的年輕人可從事的工作崗位將被擠壓，這或將成為澳社會新的“阿喀琉斯之踵”。正如澳專欄作家梅恩所說，延遲退休關系著社會金融體系、醫療體系、社會結構、勞動力市場等諸多方面的事務，也影響著社會中每一個勞動者的未來。柔性、漸進地延遲退休年齡，和生硬的“一刀切”政策相比，更能積極、穩健地釋放社會的人力資本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