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高度融合的今天，歐美經濟的疲弱更是讓新興經濟體出現了增速放緩。改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中國的經濟要想穩定發展，必須合理地解決好通脹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

　　5月27日，國際金融論壇主席成思危指出，發達國家要杠桿化，所以要抽回資金，這樣就會減少投資FDI，這些都會對發展中國家的新興經濟體經濟有影響。而他也預計，根據現在釋放的信息來看，我國已經開始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只有這樣我國今年的經濟發展速度才有可能達到8%左右，但是同時，通貨膨脹的問題也會隨著適當的貨幣寬松政策再度出現，再加上世界性的流動性過剩，還有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今年的通脹率或將達到5%。

　　《華夏時報》：今年全球經濟的走勢是什么樣的？對新興經濟體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成思危：今年的經濟比去年放緩，去年的全球經濟增長差一點到4%。今年的情況由于歐債危機的影響，歐洲的經濟增長從去年的1.6%很可能下降到今年的0.8%以下，有一些專家認為是負增長。這樣的情況下，對新興經濟體的影響比較明顯，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一，需求的減少，外貿和順差方面，我們受到了影響。第二，由于他們實行的是低利率政策，美國是0至0.25%，歐洲是0.1%，這樣對新興經濟體會有壓力，中國的通貨膨脹是4%，其他的金磚國家超過了6%。所以印度、俄羅斯的利率高于8%。最后它要杠桿化，所以要抽回資金，這樣就會減少投資FDI。這些都會對發展中國家的新興經濟體經濟有影響。

　　《華夏時報》：那么具體對中國來說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作為新興經濟體，我們在這樣一個總體增速放緩的世界經濟大環境下，應該如何應對？

　　成思危：今年中國的經濟肯定是下行的，我希望全年能夠達到8%左右，這需要很大的努力。所以溫家寶總理提出穩增長，我認為全球經濟是互相的，不能脫鉤的。新興經濟體要做好它的經濟，在經濟增長的貢獻中可以貢獻的多一些。

　　《華夏時報》：今年中國的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如何去解決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之間所出現的問題？

　　成思危：中國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一方面要對付通貨膨脹，另一方面還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今年一季度我們只有8.1%的增長速度，去年是9.2%，二季度的情況可能更不理想，低于一季度。所以如果我們三四季度再不做出一些相應對策，我個人認為，全年的經濟增長率可能是7.5%。

　　要想解決這些問題，根本上是要對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進行改革。我的看法是：第一，依靠外需轉向依靠內需。這樣要提高人民群眾的收入，要完善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讓我們大家敢消費。同時創造出新的產品吸引大家，讓大家愿意消費。

　　第二，我們要從外延性增長轉到內涵性增長，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強管理，降低環境的成本。目前中國的情況是，制造業大概是2億從業人員，創造的價值是16萬億，就是每個人只創造8萬，這當中要交稅，要發工資。因此如果不提高勞動生產率，整個經濟想轉變是沒有希望的，所以中國的問題是要加強管理資金使用率和提高勞動生產率。

　　第三，外延性動力轉到內部動力。中國政府靠外資，靠政府跟政府部門的關系等等，實際上最重要的是要依靠職工的積極性。目前中國的老百姓經濟水平普遍不高，大家有一個致富的愿望和積極性。所以我們要依靠這種創造性和積極性，這是發展的根本，如果我們可以做到這三個外轉內，我認為可以比較好地解決通縮和增長的矛盾，當然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華夏時報》：您預測今年中國經濟會如何發展呢？

　　成思危：根據現在釋放的信息來看，我們國家可能要采取一些措施了。這樣全年我們的經濟增長可能會到8%左右，但是這樣通貨膨脹相對來說就不可能按照我們預定的4%了。因為貨幣政策放寬了，通貨膨脹肯定是容易上去的，再加上世界性的流動性過剩，還有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所以今年比較好的結果是8%的增長率和5%的通貨膨脹率改革，是中國唯一的出路。我曾經講過要處理好四個關系，長遠來看我們要靠教育，中國想要趕上發達國家，不是說靠GDP就能趕上的，而是要在人民群眾的道德修養、科學知識、實用技術方面趕上才可以，只有到那個時候才可以說我們趕上了發達國家。所以經濟能保證我們的今天，科技可以保證我們的明天，只有教育可以保證我們的后天，投資教育就是投資我們的未來，所以要從這幾方面真正下工夫。

　　《華夏時報》：改革目前還面臨著哪些困難之處？

　　成思危：形勢好的時候不愿意調，因為都賺錢，形勢差的時候不敢調，怕出問題，所以結構老是調不了。我認為當機立斷、下決心要靠調整結構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希望我們的領導可以下這個決心。

　　《華夏時報》：上海市政府現在出臺一個政策，允許美國有50億美元的基金來中國融資。作用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人民幣可以加快發展速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給中國一些投資渠道，您對于這個前景怎么看？

　　成思危：我覺得這是中國的金融改革，現在確實到了一個值得我們去認真思考的時候了。我曾經講過中國金融改革的三個方向，一個是國際化，一個是市場化，一個是系統化。我們現在所謂的國際化，是我們要增強金融的國際競爭力，否則，我們永遠是低效率的。我們買美國國債，美國國債平均是4%的收益率，美國投資平均是8%的收益率，我們情愿買沒有風險的4%的收益，沒有人買有風險的8%的收益，所以我們會低效率。還有我們要金融市場化等等。

　　系統化，實際上就是要混業經營，綜合監管的問題。我們要向國際化邁進一步，任何的國際化都有風險，但是我們要邁進去。像溫州金融改革，允許個人對外投資一樣，當然這里頭有兩條，一個是違約，再一個是金融衍生品。這個金融衍生品是虛的，現在全世界的金融衍生品加上股市市值和債券余額，金融衍生品沒有平倉的數將近800萬億，所以這就是金融創新過度了，但是對于中國來說金融創新是不夠的。（袁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