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茉楠：壯大了的中國怎么做強
在“中國何時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成為各方津津樂道的爭論話題的時候，《哈佛商業評論》上刊出一篇題為“中國的競爭威脅究竟有多大？”的文章，發出了不一樣的聲音。文章說，從1945年到1990年，日本由窮變富，躋身世界最富國家行列，對美國的競爭力構成直接威脅。如今，中國似乎在復制日本的經濟奇跡，但文章的結論卻是——富裕的中國成不了“大號日本”。
這篇評論指出，由于許多中國企業面對外國競爭，不愿進行長遠的創新投資，而是著眼于在現有制造業領域降低成本。過去20年里，中國企業的研發支出占銷售收入的百分比只有日本公司平均值的七分之一。由于技術投資水平低，很少有中國企業能像當年的日本企業那樣在價值鏈上攀升，在高端領域挑戰美國公司。
這篇評論，值得我們細細品讀。
中國是享受全球化紅利最大的國家之一。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歐將傳統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中的生產制造環節，甚至部分低端服務業大規模向外轉移，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被納入由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所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和生產鏈條中。中國緊緊抓住這一全球化分工的機遇，大力推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迅速融入國際生產分工體系，日益成為全球生產制造基地和各類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持續上升，靠龐大的出口制造出的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中國也由此迅速崛起為全球貿易大國。
入世十年，中國出口規模增長了4.9倍，2009年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達到9.6%，成為全球第一出口大國。然而，中國還只是貿易大國，而非貿易強國。在貿易規模高速增長的背后，面臨著貿易利益分配的極度失衡。我國出口高速增長是靠出口數量急劇擴張帶來的，而且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出口，轉移了其他一些發達國家對美貿易，從而增加了虛幻的貿易順差。中國制造業對美貿易的貿易分配處于失衡狀態，造成了全球前五大貿易順差和逆差經濟體占全球貿易順差和逆差的比重從20年前的20%擴大到今天的60%。
中國貿易順差的最大制造者是海外跨國公司。以2008年為例，中國出口商品順差為2954億美元，其中外資企業商品出口的順差為1706億美元，占順差總額的57.7%，另外加工貿易順差達2968億美元。
由于資源豐富而且價格低廉等原因，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資本邊際收益率通常高于發達國家的資本邊際收益率，由此全球生產性資本根據資本收益率高低及利潤極大化原則進行配置，壓低要素價格提高資本利潤率。中國目前的資本占勞動之比只是國際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美國的十分之一。過去近30年，我國資本回報率上升迅速，而勞動力回報率增長緩慢，從1998年到2008年，工業企業利潤平均增長30.5%，勞動力報酬年均僅增長9.9%，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遠遠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種靠透支要素紅利支撐的高增長，難以形成持久的國際競爭力。
事實上，歸根結底，國與國之間，公司與公司之間的較量最終取決于創新能力的較量。一般而言，技術進步對 GDP的貢獻率超過70%、創新生產率對 GDP的增長貢獻率超過50%、研發經費占GDP的比重超過2%、對外技術依存度小于30%等等，是國際上公認的創新型國家的基本標準。盡管美國債臺高筑，財政捉襟見肘，但科技投入方面仍非常強勢。以2007年為例，美國研發經費占 GDP的比重達2.68%，人均研發經費1265.7美元。與之相比，中國目前研發經費占 GDP的比重僅為1.49%，人均 研發經費僅37美元。
經歷了金融危機的洗禮，轉變發展方式、重建國際競爭優勢和提升國際地位已成各個國家和地區的重要戰略任務。創新依舊是各國最重要的戰略選擇。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政府力推“再工業化”戰略，但美國人所指的“再工業化”絕非簡單的“實業回歸”，而是在一次工業化基礎上的二次工業化，實質是以高新技術為依托，發展高附加值的制造業。比如，先進制造技術、新能源、生物醫藥、環保，信息等新興產業，從而重新擁有強大競爭力的新工業體系。而同樣深陷債務泥潭的歐洲，也在為提高競爭力做戰略儲備。比如十年歐盟經濟發展計劃“歐盟2020戰略”，其優先目標就是提高歐洲的高新技術產業競爭力。
中國能不能形成強勁的競爭力，并不取決于經濟規模，而取決于創新能力。中國享受基礎要素的“紅利期”很快就要期滿了，未來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以及環境、資源等發展瓶頸的限制，都將是中國生產要素價格重估的開始。如果不能真正建立起國家的創新基礎，不能盡快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將會導致低端制造和高端制造優勢的雙重流失，這是中國未來十年最大的挑戰。
大國求變，如箭在弦，加大科研和新技術領域投資，加快實施“創新立國”和“科技強國”戰略，歷史留給中國整體轉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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