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歲的呂大爺是北京首鋼的退休職工，1997年從單位退休，妻子患有嚴重的糖尿病，常年離不開藥。

　　“前幾年退休金只有幾百塊，連續幾年上漲后，現在每個月可以拿3000塊退休金。”11月初，呂大爺告訴記者。

　　目前我國已連續8年增加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過去十年，我國還新建立了城鎮居民醫保、城鄉醫療救助、新農合、新農保等重大保障制度，并在新醫改中大幅提高基本醫療保障標準。

　　中央財經大學社保中心主任褚福靈稱，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和新農保制度的建立，標志著我國覆蓋城鄉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的主要制度已經建立。

　　截至今年9月底，全國城鄉居民兩項養老保險的參保人數達到4.49億人，加上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總計覆蓋人數超過7億人。

　　在10月12日召開的全國新型農村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總結表彰大會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講話中提到，我們已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社會養老保險體系。早在今年3月14日“兩會”后的記者見面會上，溫家寶曾表示，任期最后一年要做五件困難事，其中之一就是城鄉養老全覆蓋。

　　社保制度全覆蓋，降繳費率成共識

　　從2009年算起，到今年7月1日，我國僅用3年時間，就基本實現了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比原來預期的10年左右時間大大提前，填補了農村居民和城鎮非就業居民養老保險長期以來的制度空白。

　　“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養老保障是政府的基本職責，我國政府在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央財經大學社保中心主任褚福靈稱。

　　隨著社保全制度覆蓋的完成，被納入養老體系的城鄉居民人數不斷增加。截至今年9月底，全國城鄉居民兩項養老保險的參保人數達到4.49億人，加上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總計覆蓋人數超過7億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宣告建成。

　　褚福靈說，政府提供基本保障，此外通過補充養老保險制度等，來滿足多層次的養老需求。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基本養老制度建設至關重要。

　　和許多國家一樣，目前，我國養老制度的籌資模式是建立在現收現付基礎上的部分累計制，即假定社會同期生活著兩代人，即年輕一代和退休一代，退休一代的養老金由同期正在工作的年輕一代來繳費支付，然后代代相傳達到代際平衡。

　　為了保證這種制度能夠持續，政府相關部門首先測算出退休老人所需養老保險費用，然后將其分攤到在職參保人員身上，由此計算出繳費率，按月提取，當年支付，若入不敷出，則由財政填補差額，實現年度收支平衡。

　　繳費率反映了在職一代繳費負擔的大小，表示職工工資總額中拿出多大比例用于上一代的養老金繳費，此前有傳言稱“中國社保繳費全球最高”，引發廣泛關注。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對148個國家的統計，以養老保險為例，我國雇主繳費率為20%，有20個國家的雇主繳費率大于等于20％；我國個人繳費率是8%，有38個國家的個人繳費率大于等于8%。因此，即使從名義繳費率來說，我國養老保險繳費率不是最高的，處于中等偏上的區間。

　　但如果把中國的“五險一金”全部計算在內，繳費率達到40%，與其他國家同類社保綜合比較，我國的社保繳費率排名在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之后，位列全球第五。

　　社保體系最健全、世界第一個高福利國家瑞典的個人繳費比例只有7%。從金磚國家來看，俄羅斯個人繳費為零，巴西個人繳費只有8%，而我國的個人收入水平遠遠低于以上國家。

　　學者們也看到社保繳費制度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低收入者負擔。社保繳費以社會平均工資的60%為最低繳費基數，也就是說，當參保人的基本工資低于社會平均工資的60%，仍需要按社會平均工資的60%為基數繳費，這意味著收入越低者，實際繳費率越高。

　　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微博）稱，我國繳費率雖然不是全球第一，但在最高的一組，只有東歐轉型國家比中國高，“所以，今后再提高繳費率是不可能的了，恰恰相反，我們研究的是如何降低費率的問題”。

　　企業退休金8連漲，替代率待改革

　　據褚福靈測算，1997年我國建立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時，預期的平均替代率為58.5%。不過，這幾年平均替代率已經在50%以下，維持在40%的水平，總體呈現下降趨勢。

　　養老金“替代率”是指勞動者退休時，養老金水平與退休前工資收入水平之間的比率。它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勞動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異的重要指標。

　　按照國際經驗，養老金替代率大于70%，即可維持退休前已有的生活水平，如果達到60%-70%，即可維持基本生活水平；如果低于50%，則生活水平較退休前會有大幅下降。

　　從建立社會養老制度看，替代率高低不僅體現了基本養老保險對退休人員生活的保障程度，而且體現了政府在基本養老保險中所承擔的責任。

　　一般而言，替代率水平必須適度，既不能過高，影響企業的盈利能力和發展能力，同時引發提前退休的道德風險，又不能過低，以至于無法維持退休職工的基本生活，影響社會穩定。

　　鄭秉文稱，雖然中國社保制度的方針早就確立為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但由于種種原因，“多層次”的制度結構一直處于失衡狀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養老保險嚴重滯后，基本養老保險甚至成為絕大多數城鎮居民的唯一收入來源。

　　自2005年起，國家已8次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企業退休人員的總體待遇水平翻了一番。使得企業養老金整體水平有所提高。

　　另一方面，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改革還待推進。我國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職工在養老保險上的“雙軌制”，人為造成了養老金分配的不公。有公開統計數據顯示，前者的養老金替代率常年維持在100%，而企業職工替代率不足一半。

　　另據中央財經大學社保中心主任褚福靈的調研數據顯示，事業單位養老金替代率1999年為100.92%，2002年則為97.49%。機關單位的養老金替代率1999年為101.61%，此后有小幅上漲，2002年為104.56%。

　　學者看到，退休金替代率急需研究改革，養老制度一些小參數也同樣。比如按照養老保險制度規定，基礎養老金以當地上一年度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和本人指數化月平均繳費工資的平均值為基數。

　　也就是說，每年擬定上一年的社會平均工資作為今年繳費的基數。以北京為例，北京今年社會平均工資繳費基數是4672元每個月，而去年用的基數是4201元。

　　目前中國城鎮在崗職工工資平均增長率是14%，用去年基數繳今年的費，無形之中費基縮小了14%，導致當年繳費收入滯后于真實收入水平。